高等教育体系的固有弊端，当代大学汉学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文科教育往往被忽视，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术人才通常不如科学和工程专业那么受欢迎，国家对文科建设的投资远低于自然科学。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代大学对汉学教育的实际投入远远不够。例如，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师资力量日益匮乏，《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两系列必修课在当代大学中文系中消失；在商品经济环境下，高等教育受到市场利益的严重腐蚀。一方面，许多大学的文学院和中文系轻视中国传统教育，另一方面，他们盲目开设有利于就业的新兴课程；高等教育部门和有关机构一再压缩与中国文学教育相关的课程数量和课时，甚至中国文学史系的主要课程也没有放过。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高等教育的表面繁荣与其不尽如人意的质量不相称。教育机制和模式有待完善，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实际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怨声载道。

不可否认，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为中心，文化结构必须能够预见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学习、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技。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西南联合大学的汉学教育模式及其效应机制在当代高等教育体制下难以复制。然而，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需要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模式和中国的方法来挖掘、培育和建设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力量。在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还要从主体上实现自己的文化意识。在这里，需要清理政府与文化单位之间的责任和权力，理顺文化服务于公众的公益性与文化产业经营性的关系。如果说文化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标志，那么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积极建立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最终科学合理地延续中国文化的血液。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血液的历史流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关系到民族文化灵魂的现代传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里，积极借鉴西南联合大学国学教育的精英模式和效应机制，打造高水平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构建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真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既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又能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质，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使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更具体地说，在当代高等教育实践中，虽然现代新兴学科引领时代潮流，但由于学科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社会、缺乏学术话语权、缺乏人才后劲等，学科发展总是犹豫不决。结合以上，对于与汉学教育相关的传统学科，应投入更多的高等教育资金和时间，教师应专业、系统，特别是大师，课程资源应合理配置和重点，大学去行政化也是大势所趋。重要的是，联合大学的教育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无疑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