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崇尚财富构成《管子》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 但同时, 财富的获取又必须要诉诸于合法手段。关于财富分配, 《管子》认为贫富悬殊是财富分配当中存在的主要缺陷, 贫富有度则是一种可取的理想样态, 统治者应当致力于实现贫富悬殊向贫富有度的过渡转化。对于我国当前财富伦理体系的建构来说, 《管子》启示我们既要合理审视财富的积极引领价值, 同时又要注重强化道德在财富伦理体系中的约束功能, 最后要重视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管子》; 财富观; 经济伦理; 当代启示;

　　Abstract：　The basic attitude towards wealth of Guanzi is adoring wealth,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must resort to legal means.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Guanzi thinks that there are main defec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at the degree of wealth is a desirable ideal model, and rulers should devote himself to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ealth gap to the comparative fairness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current wealth ethics system, Guanzi enlightens u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properly examine the positive guiding value of wealth,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restraint function of morality in the wealth ethics system.Finally, the adjusting function of govern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Keyword：　Guanzi; The view of wealth; Economic ethic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作为先秦时期经济思想史中的奠基之作, 《管子》一书蕴含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在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当中, 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 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 这在先秦各学派的着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1]而财富作为经济领域探讨中的核心范畴, 始终是各家学派论争的聚焦之处, 对于财富究竟该作何看法, 财富分配呈现出怎样的不足以及应当作何改进, 《管子》给出了自己的解读。这对当前我国财富伦理体系及和谐社会的建构依然颇具可采之处。

　　一、《管子》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

　　相比儒家“罕言利”的淡泊立场, 《管子》向来不掩饰对于利益和财富的追求, 并将其视作本固邦兴、百姓富足之根本, 因而崇尚财富构成《管子》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同时, 《管子》指出对于财富的这种崇尚还需诉诸正当渠道, 亦即强调财富获取手段的合理性。

　　(一) 崇尚财富

　　“地大国富, 人众兵强, 此霸王之本也。” (《管子·重令》) 对于当时力图求霸的齐国而言, 财富已经不仅是停留于满足民众日常用需的生活层次上, 更是作为一种助促其霸业推行的经济实力外显体现于政治层次上。可以说, 《管子》当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是以功利主义作发表指导的, 这种功利主义既包含着对于以统治阶层为代表的整体国家利益的关照, 同时又涵盖着对于民众个体生活的关切。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导向, 《管子》自然十分注重物质经济的发展与积累。

　　从内涵上来看, 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先秦时代所指财富大都是以自然形态为表现, 谷物、桑麻、六畜、土地、山泽等都被视为财富的基本形式, 谷物作为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主要表征甚至成为衡量一国财富实力强弱的最高标准。除此之外, “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 (《管子·国蓄》) , 《管子》还将金玉珠宝等作为抽象形态的货币一并视为财富, 发现其本身虽不能创造财富却能对生产流通活动起到促进作用的功能, 这大大丰富拓宽了财富内涵的外延。

　　思想观念作为时代的产物, 必然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 需要同时也必须依附于人类历史现状的形成与发展, 究及《管子》崇尚财富观念的形成, 其背后蕴含多重根源。首先, 崇尚财富很好地诠释并且顺应了《管子》的人性论思想。《管子》以趋利避害为人之本性, “夫凡人之情, 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 (《管子·禁藏》) , “百姓无宝, 以利为首。一上一下, 唯利所处” (《管子·侈靡》) 。好利恶害是人之为人原初生存欲望的一种本能体现, 而财富作为人们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 其本身便体现着满足个体的全部利益诉求与感性需要而具有合道德性。《管子》反对将人的趋利本性作无限式的放纵, 但同时又指出这种本性绝不可过分压制, 人们正当合理的物质利益需求理应得到满足, 因而崇尚财富实际上是对于人类自然本质属性的承认与延伸。

　　再者, 崇尚财富为国家物质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价值导向。在决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转型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领域内的变革与发展是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最为活跃同时也是最具鞭挞力度的中坚力量。“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 无论是在生产进步、土地制度还是经济结构方面均面临着重大变革, 富国强兵、徐图求进以推动霸权事业成为最鲜明的时代主题, “国多财则远者来, 地辟举则民留处” (《管子·牧民》) , 崇尚财富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对于坚实国力的酝酿与成型来说无疑形成了根本性的推动力量。

　　最后, 对于财富的崇尚与积累为民众道德情操的孕育、产生提供了外部转化条件。古往今来涉及如何提升物质经济发展的思想众多, 大谈道德的理论也不在少数, 但是把物质和道德联系到一起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逻辑关联, 《管子》却当属首次。正如《管子》开篇即指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牧民》) , 作为财富象征的“仓廪实”“衣食足”是构成“知礼节”“知荣辱”的充足条件, 没有充裕的物质经济条件做基础, 要衍生出知礼守节的道德秩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而《管子》的明智之处恰恰在于发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将这一发现彻底运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之中, 指出有且只有在满足民众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之后方可施之以德、教之以义。除此之外, 充裕财力在为民众道德教化清扫业障的同时, 优良淳朴的民风良俗也会反过来为政治统治的顺利推进提供良性环境,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管子·牧民》) , 顺民之欲事实上也是加强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运用。

　　(二) 诉之有道

　　《管子》中崇尚财富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于物质经济的注重绝不等同于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金钱至上主义, 财富的获取手段必须要具有合法性、正当性, 诉之有道是《管子》对待财富的另一重要态度。

　　人类历史自产生以至今天的时代中, 劳动 (特别是体力劳动) 往往成为财富获取最主要最合理的途径。“天下之所生, 生于用力, 用力之所生, 生于劳身” (《管子·八观》) , 劳动是进行一切创造活动的第一生产力, 《管子》甚至还提出了“劳教定而国福” (《管子·侈靡》) 的看法。而囿于农业经济特点, 劳动要素又必须被置于自然实体资源之上才会有发挥其价值创造的作用, 否则, 失去实体支撑的劳动便无用武之处。对于古代小农生产经营而言, 与劳动交相结合发挥作用的自然实体资源又大都是指土地, “彼民非谷不食, 谷非地不生, 地非民不动, 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管子·八观》) , 谷物、土地、劳动、财富等几个概念都是紧密联系互为阐释的。如此, 小农经济时代中的财富概念实际上是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有机统一, 这与威廉·配第所讲的“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3]实为异曲同工。

　　在劳动生产要素的参与创造之下, 谷物买卖及盐铁专卖共同构成了国家财富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百姓个体来讲, 财富的获取除了以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方式之外, 工业及商业的生产价值和职业地位也开始被国家予以认可。“士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石民也” (《管子·小匡》) , 《管子》承认每种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并且首倡四民分业定居的职业管理方式, 工商经营等其他非农业活动也开始逐渐作为百姓财富收入来源的补充方式而存在, 经济生产结构因而也更具多样性与完备性。

　　《管子》在将职业类别主要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并开始逐渐确立和完善职业平等观的同时, 也是国家对于各行业人员提出更为细致严密的职业规范的过程, 换言之, 职业伦理体系在同时期也开始得以建构完善。而在所有职业伦理的规范与要求之中, 诚又被视为职业品质当中的核心要求为统治者所首要强调, 是限定财富获取合理性的核心概念。“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非诚工不得食于工, 非诚农不得食于农, 非信士不得立于朝” (《管子·乘马》) , 这里的诚除了当诚信、诚实理解, 还有诚然、真实的意思, 但无论作何理解都无法脱离诚贾、诚工、诚农作为社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项职业技能涵养, 经营活动的保质保量、不弄虚作假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之间的约定俗成。对于诚信经营、正直守诺的商人, 国家便会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 “天下宾服, 有海内, 以富诚信仁义之士, 故民高辞让” (《管子·揆度》) , 以使国内上下诚信蔚然成风。反之, 任何有违职业伦理规约的非法财富获取方式都应一并打压拒斥, 在这一点上, 《管子》似乎已然形成共识, 指出对于巧取豪夺的奸诈之商要发动权威力量以“杀正商贾之利”。这种对于财富获取方式的强调背后暗含的不仅是对行业与经济秩序的考量, 同时也是出于对政治秩序的维护。

　　二、《管子》关于财富分配之现状缺陷与理想样态的考量分析

　　《管子》对国民经济生活及财富进行深入实际考察后发现, 贫富悬殊成为国民间财富资源分配当中的主要缺陷, 而真正稳定和谐的社会则应致力于实现财富的贫富有度。如何有效缓和贫富悬殊以实现其向贫富有度的转化, 是《管子》财富观的主要关切所在。

　　(一) 财富分配之现状缺陷:贫富悬殊

　　关于贫富悬殊, 《管子》早已有所认知, 并将其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即便所有人都拥有同等数量的初始资源, 最后也少有可能收获依然同等数量的劳动产品, 这中间过程受制于诸多因素的限制。

　　首先是时节因素所致。具体说来又包含两种原因, 其一是农业的季节性变动。春耕十日, 夏耕十日, 秋收十日及冬除田二十日, 均会引起人民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要, “此物之高下之时也, 此民之所以相兼并之时也” (《管子·山国轨》) 。在供求紧张、物价上升的前提之下, 富商大贾往往会趁百姓青黄不接之际进行垄断兼并, 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富商巧取豪夺、一本万利, 而百姓则沦为遭受盘剥, 生活愈加艰难的弱势群体。其二是年岁的丰歉。“岁有凶穰, 故谷有贵贱” (《管子·国蓄》) , 丰年与歉年决定谷物的产量, 而谷物产量的多少又直接决定了谷价的贵贱。“岁适美, 则市粜无予, 而狗彘食人食” (《管子·国蓄》) , 年成好的时节, 粮食多到狗跟猪也能与人同食, 粮价自然下跌, “物适贱, 则半力而无予, 民事不偿其本” (《管子·国蓄》) , 百姓的收入自然也会跟着减少, 反之亦然。而在谷价上升下跌之时, 实际上又有了更多被操控价格的空间, 这使得贫富差距有被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然后是基于财政征课的缓急。《管子》认为财政征课与物价之间存在着“令有缓急, 故物有轻重” (《管子·国蓄》) 的逻辑关联, 并给出了具体的论证过程:“且君朝令而求夕具, 有者出其财, 无有者卖其衣履, 农夫粜其五谷, 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 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管子·轻重甲》) 。如果君主早上下令征调钱物且规定晚上便要交纳完备, 钱财富余的人可以直接交齐, 而拿不出的只好变卖衣物、口粮来发表赋税, 这样一来百姓该有的收入便会缩减七成, 而迫使民间财富流失的原因实际上又在于朝廷的一纸命令。故而, 赋税征取过急只会使得无积蓄的百姓匆忙低价抛售粮食, 最终造成贫者越贫的困难境况。

　　再次是由于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所致的垄断兼并。由于时节及征税缓急等因素使得百姓低价抛售粮食, “然则人君不能治, 故使蓄贾游市, 乘民之不给, 百倍其本” (《管子·国蓄》) , 在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局势的情况下, 这恰恰为富商大贾们的囤积居奇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们乘低价买入粮食, 待谷物供不应求之时又哄抬物价, 从而在倒卖粮食之间赚取暴利。“民人之食, 人有若干步亩之数, 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 (《管子·轻重甲》) 。土地所能生产的粮食不是不够人口食用, 只是有人囤积起来而已, 为人国君者如果不能对此加以抑制, 在贫者与富者之间做适当调剂, 那么即使每天都在抓生产也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是民智不齐的因素。“分地若一, 强者能守;分财若一, 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 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管子·国蓄》) 先天智力因素是君主在后天生产经营中所不能调节的因素,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聪明之人可以扩大自己的财富实现土地增殖, 而愚笨之人却常常入不敷出。

　　《管子》所极力反对这种贫富阶层之间过于悬殊的财富差距, 并将其视为财富分配当中的主要缺陷。一方面, “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 而国不乱者, 未之尝闻也” (《管子·五辅》) , 贫富无度是社会礼法等级体系失礼的体现。礼作为奴隶社会维护等级权威的工具手段与文化表征, 界定束约着各阶层的具体行为举止, 是维持社会安定平稳状态的最外层防线。从物质财富的数量划分来看, 有度是礼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基本原则, 而贫富悬殊则是对等级礼制的僭越与破坏。象征维持社会秩序的礼法等级一旦开始分崩离析, 国家的动荡灭亡之日也便指日可待。另一方面, “甚富不可使, 甚贫不知耻” (《管子·侈靡》) , 财富力量的过于悬殊是对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分化。经济的独立自主使得财力雄厚的富商地主阶层常常无视政治统治权威, 造成国家无法很好地使用和控制这一群体。贫苦潦倒的百姓则会因经济的无所保障而犯上作乱, 往往容易引发起义暴动从而衍生出对于政权统治的破坏性影响。因而民众的过贫与过富都将作为一种不健康的畸形经济状态而成为社会发展的负累, 如何实现财富分配结果中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贫富悬殊状态向“两头小中间大”的贫富有度状态的平稳过渡, 成为统治阶层均衡贫富的当务之急。

　　(二) 财富分配之理想样态:贫富有度

　　贫富过于悬殊所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 但由于其存在具有着自然及社会等多方面根源, 完全消除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另外, 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本身便是合于经济发展规律而产生的必然经济现象, 是对民众个体后天勤劳努力要素的印证与认可, 一味强调数量上的绝对平均反而有悖于社会公平内涵。故而《管子》反对贫富的过于悬殊与绝对平均两种极端, 主张贫富有度才是财富分配的理想样态。

　　《管子》贫富有度论的思想基础是富民思想[4], 如何实现富上足下、缩小贫富悬殊是促进国家治理成效进而实现霸业目标的主要着力点, 因而“《管子》不是从伦理角度去反对贫富悬殊, 而是从维护封建统治角度考虑才反对贫富悬殊”[1], 这是《管子》之所以均衡贫富、调通民利的出发点, 也是其最终的落脚之处。从治国策略上来讲, 富民, 特别是富贫民是有效促进国治民安的一种手段, “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 (《管子·治国》) “夫民必得其所欲, 然后听上;听上, 然后政可善为也” (《管子·五辅》) , 百姓有且只有先满足了基本欲望, 才会拥戴君主、归若流水, 富民是维持社会基本结构和谐稳定的思想利器。再者, 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看, 富民与贫富阶层的各得其所也为道德良俗的衍生奠定了物质基础。百姓个体也只有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 才会衍生出“知礼节”“知荣辱”的良好道德教化可能。

　　就如何缓解贫富群体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而言, 政府作为公正的第三方掌握着极大的调配空间与权力。“天下不患无财, 患无人以分之” (《管子·牧民》) , 《管子》十分注重政府对于贫富悬殊问题的这种干预介入。第一, 改革整合土地分配制度。在管仲相齐的时代中, 齐国大力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主张以均地分力取井田制而代之。所谓均地分力, 也即在视土壤成色质量的基础之上按照等级体系将土地均与百姓, 并根据土地肥沃贫瘠程度的差别酌量收取赋税, 也即相地而衰征。这从生产活动的伊始环节便确保了原始资源的分配正义, 给予百姓以同等充分的生产空间与积极性。在这种土地自由支配权的主导之下, 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往往能够达到“夜寝蚤起, 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 (《管子·乘马》) 的程度。

　　第二, 注重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民予则喜, 夺则怒” (《管子·国蓄》) , 过于沉重的赋税最终只会招致“大臣不亲, 小民疾怨, 天下叛之” (《管子·形势解》) 的恶果。因而同儒家轻徭薄赋的税收思想一致, 《管子》同样主张薄敛轻税、藏富于民, 并将此视为富民的方法之一。尽管这里的轻税难以逃脱“见予之形, 不见夺之理” (《管子·国蓄》) 的欺骗性嫌疑, 但就如何扩大百姓财富收入来讲, 薄敛轻税依然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此外, 针对贫富差距的过于悬殊, 《管子》还提出以贫富程度来区分税额的措施, 也即富人交重税, 穷人交轻税, 使税收成为调节贫富矛盾的有效杠杆。“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 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 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管子·山国轨》) 。这无疑是对贫困者的一种政策保护, 同时又可抑制富人的过度浪费。

　　第三, 实施扶弱济贫的社会保障措施。对于生活困苦的弱势群体, 《管子》十分注重发扬道义精神, 在社会民生的具体安置保障工作上均给出系列详尽建议。如信贷救助, 在贫困者需要接济之时给予钱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 “无本者予之陈, 无种者予之新” (《管子·轻重丁》) , 以预购制度形式帮助百姓进行周转, 即发行“环乘之币”或曰“公币”先行预付给农民作生产资金, 待到谷物有所收成之时, 国家再以低价收购粮食抵换贷款, 使农民不受私人高利贷的盘剥压迫, 大大降低了富商豪贾趁机牟取暴利的机会。再如匡急振穷, 《管子》认为对于落难民众政府应当承担救济义务, “养长老, 慈幼孤, 恤鳏寡, 问疾病, 吊祸丧, 此谓匡其急。衣冻寒, 食饥渴, 匡贫窭, 振罢露, 资乏绝, 此谓振其穷” (《管子·五辅》) , “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 收贫病, 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 勿使赴于沟浍之中” (《管子·轻重甲》) , 使“民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 (《管子·轻重丁》) , 老弱病残皆有所养, 充分体现出对于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意蕴。除此之外, 《管子》还主张给贫困者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 使其能够自力更生, 生活有所依附。

　　三、《管子》财富观的当代启示

　　无论就篇幅抑或思想深度而言, 《管子》在先秦经济思想史上实属不可多得的着作之一。纵观其关于财富问题的认知与思考, 尽管难以避免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 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 这对于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与我国财富伦理体系的建构来说仍具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

　　(一) 合理审视财富的积极引领价值

　　作为人感性活动对象化和本质力量的显现, 现实视阈之中的财富本就拥有着自身的道德意蕴。从人类活动的现实需要来看, 社会财富的最大道德性即体现在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这种属性, 以物质资源等为表征的自然财富给予人类以直接的生存与发展资料, 确保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目的的维持, 抽象形式的货币财富则是人类更为复杂细密经济活动的产物, 在满足人类对于物质和财富的增殖欲望的同时, 也为谋求良好生存环境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因而“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 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5]此外, 正如《管子》所揭示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物质力量的发展是道德领域衍生及其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 且越是在经济发展不足的情形之下二者之间的这种逻辑关联就更是不可逆转颠倒, 因而社会财富的道德性还体现在对于良序道德的催化与促进。由此, 财富本身的道德意蕴与价值理应予以合理审视。而随着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知识储备的不断提升, 尽管人们早已脱离了财富本恶的思维定势, 大都能够正确体认财富本质, 但是诸如仇富心理等畸形财富认知依然存在。财富作为多重条件之下的共同结晶, 背后所渗透出的不仅有个人能力的优劣, 更是辛勤劳动与努力程度的差别, 仇富群体恰恰由于无法摆正主观努力与客观收入之间的正确关系而导致心理不平衡, 从而借题发挥将财富充当泄愤对象, 这对于完善健全的财富伦理体系来说依然构成困扰。如何树立正确的财富尺度观以发挥财富的积极引领价值, 成为当前财富伦理体系建构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管子》以富民作为实现贫富有度社会理想的核心思想, 提出贫富悬殊的解决首先应该建立在使民富的基础之上, 对于现阶段社会财富的合理积累建构来说, 富民同样应该成为树立合理财富观的正确发表指导。一方面,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 需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富民政策的实施。富民并非抽象宽泛的空喊口号与精神虚指, 而是要给予实质性的落实, 具体来说可体现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医疗、住房等如何实现民生工程的真正惠民, 如何提高最低收入标准, 使中等收入者占据主要比重等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 富民的具体建设路径同样不可纸上谈兵, 必须交由实践改革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 对于个人而言, 要树立劳动致富、以能致富、学而致富的财富观。财富永远不会从天而降, 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等靠要思想必须严加摒弃, 个人如若不树立劳动致富的观念, 国家即便提供再优渥的政策支持也无法获得长远持久的财富来源。另外,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财富的获取已经远不再是体力上的比拼, 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智力因素的竞争, 因而个体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以能力拓展致富途径的广度, 以学习强化致富手段的深度, 真正实现以能致富、学而致富。

　　(二) 强化道德在财富伦理体系中的约束功能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法治的不断健全完善, 经济活动及财富体系大都能够建构于现代契约精神之上, 但企图完全倚赖法治、契约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所有问题是极为困难的。从现实条件来看, 法律条文永远无法穷尽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状况, 因而立法的数量与质量也不可能满足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需要, 换言之, 法律也有失灵的真空状态, 钻法律空子的现象仍然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依靠内心信念发挥作用的伦理道德则恰恰可以弥补法律的空白, 以另一种软性力量达到对经济活动的规约作用。

　　在财富伦理体系的着力构建中, 必须要重视德性力量的培育塑造。《管子》中的财富与道德同样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两个范畴, 一方面, 财富获取的目的及手段必须要通过道德加以约束。《管子》“重视道德规范对稳定社会秩序的意义, 把礼、义、廉、耻定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四根大绳, 提出:‘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7] (《管子·牧民》) , 指出缺乏德性力量作支撑的财富追求将失之片面, 不仅容易形成盲目低级的拜金思想, 甚至于会为了财富的获取而不择手段, 逾越法律。“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管子·乘马》) 当中所讲的诚便是对于经济活动的一种道德约束。另一方面, 道德律令也需实质性的财富内容加以充实。“得人之道, 莫如利之” (《管子·五辅》) , 《管子》已然看到了抽象地空谈道德虚假又无效, 只有将其与“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1等实质性内容相结合时道德才有发挥实效的空间余地。道德用以约束财富, 财富用以充实道德, 二者相得益彰而并行不悖。

　　当前条件之下如何将道德有效贯穿于财富伦理体系之中, 首要之务是完善依德致富理念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树立、认同及落实机制。人们首先要建立对于诸如诚信、信任等德性范畴的基本认同, 继而才有在实践中予以执行的可能, 这是着力构建完善财富伦理体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至于如何使无形的道德约束与自觉意识深入人心, 途径则是多种多样的, 除传统理论教育与宣传之外, 还可以精神或物质奖励的反馈形式进一步强化激发个体在财富获取过程当中运用德性力量的积极性。再者, 富后文明的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 物质匮乏的特殊时代原因致使人们不自觉地偏重于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的发展, 直接造成精神文明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后果, 以至于富人物质富而精神匮乏的为富不仁现象时有发生, 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而所谓富后文明的着力点恰恰就在于提高富人群体的道德水准与大局意识, 使其不仅实现自身富而无骄的道德品质, 更能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之中形成小我与大我命运与共的伦理关怀。

　　(三) 重视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调节作用

　　经济活动本身即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 加之权力、资本等要素的操作介入, 其自身很难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真正调和与正义。作为独立于贫富群体之外的职能部门, 政府在缓和矛盾、均衡贫富的问题上掌握着全局总揽的顶层设计大权, 《管子》当中所指的“富能夺, 贫能予” (《管子·揆度》) 实际上即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萌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变迁的时代条件下, 贫富悬殊大有继续蔓延之势, 如何进一步扭转、改良这一现象以形成有度和谐的社会环境, 政府的介入与调节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

　　从《管子》的财富分配思想来看, 国家首先要削弱个体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 调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 从而致力于实现合理有度的财富分配体系。现存贫富差距的过于不均, 除个人主观努力等因素的差别之外, 还存在强权资本等要素的操作, 继续放任而不加整饬的后果便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的强化。对此, 政府既要继续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公开透明的分配体制, 同时还应介入再分配的调节过程, 强化以税收等途径作为收入调节工具的基本效能, 从而进一步缓和贫富矛盾,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次, 和谐社会的构建无法脱离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支配, 政府介入财富调配的过程当中同样应当注重资源分配的共享正义。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中, 即便无法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绝对平均, 至少应当保证资源的相对公平分配。具体地说, 一方面要保证地域分配的相对合理, 确保东、中、西部地区均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我发展资源与机会;另一方面则要保证群体分配的相对公平, 实现城乡不同居民群体的共同发展。最后, 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确保少数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福利的实现。*********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曾经说到:“新年之际,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贫困群众的生活质量往往象征着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公平程度, 是社会道德的最底层防线。而对于我国当前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说, 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理念存在偏差、顶层设计缺失[8],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积又过于窄化, 诸如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员尚未完全纳入体系之内, 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解决的力度也不够深入。如何完善相关保障立法的数量与质量、提升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与比率, 真正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依然是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亟需考量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127, 135.
　　[2]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9.
　　[3]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57.
　　[4]边树本, 崔建文.《管子》“贫富有度”论探析[J].管子学刊, 1994, (4) .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526.
　　[6]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35.
　　[7]叶世昌.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看《管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0, (3) .
　　[8]王立剑, 代秀亮.社会保障模式:类型、路径与建议[J].治理研究, 201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