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变迁，人类对历史的记载与传承经历了由结绳记事的“物传”到话语表达的“言传”，再到文字发明后“文传”的过程;步入现代社会，录音笔和摄像机的出现，使得对历史的记录又增加了“音传”和“像传”。但就记录面而言，自阶级社会以来，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被记录的历史大都是“统治阶层、社会精英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则较少关注，“有之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现代民主政治及新史学观念的启蒙推动下，记录底层人的历史、让“底层人发声”已融入实践并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这对当下中国治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历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底层人开口”会使“高大上”的党史不再“悬空”。历史本是合力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稳定的需要，高层通过制定政策调控整合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关历史的不能如此简单。因为中共历史被赋予了“资政育人”的功能，应着这样的担当，高层怎样制定大政方针，各地如何贯彻落实，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等，上下结合、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需要尽可能地复原和呈现，通过“求真务实”的历史，为“资政育人”夯实根基。若没有多方面的观照和启发，人们便难以做到“换位思考”;缺失了感悟，“育人”也就成为空话。

 

然而，一如传统史学、传统党史更多时候受精英政治影响，所的大都为线条单一的高层政治及领袖人物。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胡绳有过评论。针对主流研究部门党史“多半都是会议史，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的状况，他提出：应该多人民群众，总是政治、政策，最后没有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所谓的政治就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

 

可见，让“底层人开口”，呈现普通党员和非党员群众在党的政策形成、贯彻落实中的互动与博弈，尤为必要。以新中国成立不久颁布实施《新婚姻法》 为例，传统党史记述的都是“旧式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关系受到冲击”，“爱劳动、爱学习、爱进步”的新家庭大量涌现，即“不要钱、不要地、就要找一个好女婿”，翻身的广大农民已深深地体会到主人翁精神。这种基调事实上过于单一。

 

由于中国各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多种多样，差异较大。即便是同一地区，也有着“十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之别。这使得同样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落实时反映出的往往是不同面相与结果，尽显了历史的复杂性。复杂多重的历史，需要借助底层人的讲述来呈现。

 

做底层口述史应把握的“方寸”

 

[中国通史毕业论文]因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在中国大陆起步较晚，总体看来，当下做口述史的方法仍无一定之规，要想做成做好，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辛的过程。而这势必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口述历史的底线，或称基本尺度。

 

这一“基本尺度”，口述史专家唐德刚的感悟与诠释，颇有发表指导意义，即“访问录音只是口述历史的一部分，录音以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不尽”，绝非现代化音像设备以及简单地“我问你说”或者“你说我记”的访谈所能涵盖。口述历史既然冠以“历史”二字，上述“底线”理当遵守，如台湾口述史学者许雪姬所言，“存真是口述史的最高原则”。毫无疑义，做底层口述史同样要把握这样的“方寸”。除此之外，笔者以为，从事底层口述史研究还应着意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尽可能从生命史意义上来观照底层人的讲述。

 

口述历史本质上是主访人与受访人合力的结果。口述历史虽是被访人的讲述，又不单单取决于被访人。由于访谈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口述内容的有选择性。通常情况下，主访人需要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提纲或藏于心中的“线谱”来引导发问，让被访者讲出相关历史。“规划”引导下的历史记忆固然很有意义，但过于“主导”可能会遮蔽其余，不利于对历史的深入挖掘。

 

尤其是面对底层人的讲述，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觉得小人物的“闲聊”没有章法，更应该提纲挈领地发问和主导，让他们更连贯更有效率地讲出有关记忆，以免浪费时间。殊不知，有时候那些看似无意义的“闲聊与闲扯”其实蕴含着更大意义。总之，拉长时间脉络，讲述者从生命史角度所谈的人生经历，理当引起主访人的关注、追问与记录。

 

二是应理解底层社会的生产生活逻辑。

 

陈寅恪先生曾讲：“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同理，做底层口述史自该读懂和理解底层人的生产生活逻辑;没有理解，谈不上关怀。

 

底层人的行事逻辑，也可称底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对研究者来讲，便是底层“生活常识”或曰“地方性知识”。做底层口述史，必须得具备相应知识。这是双方进行良好沟通的前提。打个形象比喻，有效访谈事实上是主访者让被访者产生“知心”的感觉，这样，讲述者才有可能抛开顾虑进行表达。特别是，若对方觉得主访人很懂底层人与底层的生活，通常都愿意讲，且讲述的时候尽可能地认真。从某种程度上讲，口述史如同开采“历史之矿藏”，主访人需事先“识矿”，才能更好地“采矿”。

 

若让民众实实在在地表达其所感所知，历史的面相即刻变得多重而复杂。具言之，诸如由“嫌农爱工”(农村女性择偶观“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引发的男青年的恐慌等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并最终导致离婚率升高，与政策初衷相悖。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引起高层的担忧。与此同时，在广大乡村，各乡镇纷纷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区村干部“干预、调控”家庭、婚姻的做法重新被予以承认。在短短三年内，《新婚姻法》在离婚问题上由颁布之初的“放&{论文就找博学论文原创论文网}rdquo;到“收”的调整，正是底层民众各取所需、竞相博弈而使然。

 

总之，通过普通人的讲述，历史不再是“我挥手、你跟随”般的单调，“高大上”的党史也不再“悬空”。这种“上与下”结合的历史，主干与枝蔓兼具，有血有肉，丰满充实。

 

其次，“底层人讲述”有助于抢救与留存历史。

 

众所周知，历史不是自我呈现，而是被叙述表达的。表达历史的记忆主体，会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一是局限于自身条件，贫病交加能减损记忆，死亡更是将个体记忆轻而易举地抹去;二是局限于社会环境，前已述及，长久以来底层人的话语权被遮蔽甚至被剥夺，久而久之，他们便形成了对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即存史的意识大为降低，甚至荡然无存。因此，本该留存的实物图像、文本资料等珍贵的物证被随意毁弃，对还原历史来讲，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深化当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当下，让底层人“众声表达”，不仅是纠正先前所犯错误的需要，更是对稍纵即逝、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料的抢救和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