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毕业论文，本文通过新闻叙事学作为主要研究视野，在 1937 年到 1945 年《良友画报》影印本中筛选整理出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史料基础，通过对画报叙事者、叙事语法、叙事话语等方面的解读、归纳与总结，旨在研究该画报在独特的地域和政治环境中如何将不同的叙事策略相结合以达到叙事目的，进而展现出战争年代何种社会历史图景和社会大众的生存、生活状态。

　　

　　第一章 《良友》之人：画报的叙事主体第一节 文人志士的联结在创刊之初，《良友画报》各方面的基础条件是比较薄弱的，同时期又有众多有影响力的画报如雨后春笋般创办和发行，比如《上海画报》、《大众画报》、《时代画报》等，这些画报的刊行使《良友画报》面临的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良友画报》仍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进而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与为画报鞠躬尽瘁的老师群体及众多积极投稿的文人志士是密不可分的。从《良友画报》的创办者伍联德到历任主编，他们尽心竭力地呵护着画报的一步步成长，用坚定的办报信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影响着画报的发展。

　　

　　该画报的创办者伍联德早在岭南大学读预科时就对美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朋友共同翻译了《新绘学》这本书，后又主编了三年《儿童教育画》并创刊了以连环图画为主要内容的《少年良友》。当时，还不满三十岁的伍联德在画报方面已经拥有一定的经验，他满怀志向并产生了诸多关于画报发展的新奇想法，并在多番碰壁后遇到了时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谭惠然。谭惠然如同伍联德人生的伯乐般，支持他于 1926 年创办了《良友画报》。在创办《良友画报》时，伍联德就曾坦言这份画报旨在普及教育和开启民智，他的这种老师思想也一直贯穿在初期该画报的创办之中。在 1928 年第 25 期《良友画报》中，他的一篇文章《为良友发言》慷概激昂又满怀激情，文中指出了良友的使命、贡献、过去和希望，“我们要民智开，教育兴，唯一的门路就要多出版书报……希望我们良友现在所抱着这一普及教育发扬文化的目标保持到底，不见见异而思迁，不因难而思退”1。从这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伍联德对《良友画报》所寄予的无限希望，也可以看出画报这一阶段的目标主要是普及教育文化和开启民智。在 1929 年第 37 期中，伍联德再次发表文章《再为良友发言》，文中指出，良友“运用浅明的图画文字，传播与时俱新的知识，希望藉这点绵薄的实力，对内提高国民的知识和艺术，对外则表扬邦国的荣光。这就是良友的态度”2。由此可见，在时隔一年多的时间里，伍联德对于《良友画报》旨在开启民智的办刊使命始终没有改变。>>>>>>【新闻媒体毕业论文】传统媒体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第二节 左翼作家与进步文人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良友画报》在老师出版的过程中，它的内容生产并不完全依赖于画报内的老师群体，同时也深深地受到了当时左翼思潮与进步文人的影响。

　　

　　随着 30 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翼作家在上海的规模日益扩大，他们以手中的笔来扞卫批判性的传统，追求人道主义，宣扬革命精神，“左翼文学强调以一种红色激情主义的战斗精神直接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为现实的革命运动提供强劲有力的精神支撑”1。作为当时《良友画报》的老师，马国亮、赵家璧等人的思想也深深地受到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这种“红色激情主义的战斗精神”也逐渐渗透到画报的叙事当中。而将这种左翼思想带入《良友画报》的人，正是后来成为马国亮、赵家璧挚友的郑伯奇。

　　

　　赵家璧在晚年时曾过一篇文章《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在这篇文章里，他满怀深情地说到，“如果没有伯奇，我不可能走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正当我在思想上苦恼、事业上束手无策的时刻，郑伯奇同志来到我的身边，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人。”2赵家璧叙述中的郑伯奇，便是着名的左翼文艺评论家之一。他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加盟到良友老师部，并在此期间出了许多言辞铿锵、直指时弊的评论文章。《良友画报》选择刊登这些文章，也对画报本身的叙事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在一贯偏向生活趣味的《良友画报》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创举，替素来对国际政治动态漠不关心或不会分析的画报读者，第一次打开了眼界”3。在赵家璧的这篇回忆性文章里，他将与郑伯奇相识相知的过程娓娓道来，也明确地提到，正是由于郑伯奇的循循善诱，他才开始认真阅读一些以往都不愿花功夫读的革命书籍；也是由于郑伯奇的人际关系，他才逐渐结识到许多左联作家和进步文人。当时的画报主编马国亮也深受郑伯奇的影响熏陶，这一点在马国亮的回忆性资料里也可窥一二，“郑伯奇的到来，朝夕相处，他的思想对我和赵家璧都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他，我们也认识了鲁迅，以及左联的一些重要人物。后来这些前辈对我们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支持，尤其是鲁迅先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