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 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历史本身是由多个要素综合而产生的，人物只是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本身，人物只有附属在历史中才是鲜活的人物，而过去的历史却将人物看做是历史的唯一的一部分。第三，“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历史都是对过去事务的叙述，历史不仅记载过去还要益于今务，即经世致用，这是史学的功能。朱维铮曾说“梁启超谈的‘经世致用’，不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直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 在这里梁启超所阐述的今务是指当时要起团结全体的作用;要起改造社会的作用。第四，“只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旧史书只注重单纯的纪事, 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 上升到理性, 然后开民智, 益国民。”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梁启超的生长环境使得他对中国的传统经学有较深的研究和理解，而他正是在对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四大问题。这四大问题又引出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古代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这就使得大部分的古代书籍有着强烈的封建政治意识而这又对开启民智意义不大。梁启超先生基于此得出中国古代的封建史学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体例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与中国传统史学相比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因此梁启超先生积极探索，努力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介绍到中国，并希望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胡适等人不同，梁先生并没有将中国传统史学全部否定，他所倡导建立的近代史学是在发现并继承中国史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可取之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梁启超对古代史学体系作了一些分析，大致勾勒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线索，高度评价了左丘明、司马迁、刘知几、郑樵、司马光、章学诚等人的史学思想，并且注意到他们的史学思想与新史学的某种联系”。

　　二、新史学的建构

　　如前所述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上形成的, 但梁先生并没有简单地只是批判中国传统史学，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创新。这里主要讲梁启超首创新史学在关于史学定义和史学史的专史学科上的构建。

　　梁启超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创立中国自身的“新史学”。他首先针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 提出西方史学的“历史进化论”对于探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发表指导。他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公理公例”。关于史学的定义，他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历史者, 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关于史学史的专史的架构，梁启超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学研究者;三、史学的发展进程;四、由清以来史学的趋势。应当注意，梁启超这一构想，成为二十世纪史学史专书的基本结构，它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史学史的，第一部分是史官，这在史学史专门之书中应当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外国也有史官，但不是很重要，在中国史官设置是很早，地位很重要，看待得很尊贵。中国史官设立的时代，可能不如传说中那么早，《史通• 史官建置》篇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可是，可以较确定的是夏商时代中国已经确立了史官制度。夏代已有出土文字”。 “文字的创造人，可能兼有史官的职务，商代的甲骨文，已是很进步的文字，殷墟卜辞是一种史事记载”。中国史官保存着优良的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史学，中国史学所以发达，所以有特色，与史官设置之早有关。第二部分是史学研究者，第三部分史学的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第四部分，讲有清以来史学的趋势。梁启超主要分析了史学上治史的一些缺点，诸如缺乏史料的考证，经学沉溺等风气。于是他认为：一是把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史学史更有特殊的地位;二是注重对史学史影响的大事，注意大势;三是注意史学史有关关键史学人的贡献，特别是注重史家在思想方面的贡献。

　　三、追求新意的历史著作

　　如前所述，梁先生一生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他不仅在中国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领域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在文化史、宗教史以及世界史方面的理论著作的水平也很高。这些文章显著的特点是，实践他的进化论史观和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法，提高国民素质，服务于社会。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处在动荡变革之中，梁启超先生亲身参与了变革。在此期间，梁启超先生了大量宣扬变革中国社会，激发青年的著作，如《少年中国说》等。这些著作对于激发民众参与变革，奋发图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梁启超很注重当代史的研究, 他认为中国要图强，必须要知道外国史，于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本着以戒鉴为目的，大量外国历史书籍，如《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等介绍外国历史知识，可谓是世界史体系形成的雏形。梁启超先生的这些论著目的在于告诉人民大众必须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随后，他又陆成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著作，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再次宣扬中国必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介绍日本美国等国的世界史专著。其次，为了消除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民族自卑感，梁启超先生还了介绍中国古代勇于冒险和富于创新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他在政治学、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比如，他在担任财政总长时，曾经专心研究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东西，如货币史，财政史，并且成就颇大。

　　四、结语

　　总地看来，梁启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且勤于笔耕，一生著作繁富, 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近代中国正是因为梁先生的积极推动，才逐步建立史学史这门学科并在各大学开设史学史的相关课程。各种史学史著作才出版，这些课程和著作的体例和发表指导思想都受到了梁启超先生巨大影响。可以说中国史学史的形成及初步发展与梁启超先生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他的一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以及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留下一批很有见地的论著。总之，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