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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总要受某一种史学理论的发表指导,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能够帮我们把零碎的事件系统化,通过现象看本质,史料的鉴别也需要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的掌握帮助我们更好的运用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 键 词】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意义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坛上长期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史学只是史料学”.此后,西方史坛上则提出了另一名言：“没有理论就没有史学”.前一名言出自民国史坛祭酒傅斯年,后一名言则出自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看得出来,这两句名言针锋相对：一个高抬材料,一个崇尚理论――崇尚理论的固未尝蔑视材料,但高抬材料的则明显排斥理论。

　　

　　然而,中外史学史的实践证明了并将越来越证明,史学的确是不能离开理论的,就象它同样不能离开材料一样.尽管如此,史学理论研究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门,无论中外,历史大概都不太长.如果说,在西方,“自卡尔与艾克顿的著作（前者所著《历史是什么》,年出版；后者所著《史学实务》,年出版）之后,历史学及其理论本身发展的历史”,才“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那么,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如同有的学者所指出：“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这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讨论和争鸣,也已“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进展作一初步的描述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研究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过程,史学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必然会千差万别.这其中制约的因素很多,如史学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历史观、知识基础、生活环境与经历、个人的品德、性格、情操等等.在这诸多因素中,历史观是经常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因为历史观不仅决定着史学家对于历史进程的总的认识、看法,而且决定着他的选材取舍、编纂史书的体裁、体例,乃至用词褒贬.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有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才能发表.而要具有这种抽象的思维能力,就只有依靠于理论.研究历史,要以科学、完整、丰富的历史学理论来做发表指导。

　　

　　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学理论有助于把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往往都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研究历史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 ”,从统一的整体上认识人类历史,不局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现象的了解,而是能够将其串联起来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的客观规律.因此这就只有借助于理论的功力,尤其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作为发表指导。

　　

　　二、历史学的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也即是 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历史现象只是这个过程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认识阶段需要广大的现象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形成概念,经过严谨的判断、推理,才能发表,而理性认识阶段就不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在人们对于一个人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我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理论的认识”. 说得好：“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2]

　　

　　三、史料的鉴别、整理需要正确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作为发表指导.史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体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还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所致.所以后来的历史学研究者、工作者想要尽量做到客观、实事求是就必须需要历史学理论帮助发表指导史料的鉴别和整理工作.[3]

　　

　　例如,清朝初年所修的一些有关明史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这些重要的史书,都竭力地回避明满关系,尤其是对于清军入关以前建州女真的情况及努尔哈赤先世对明的属臣、明满双方争执之症结等,更是讳莫如深而语焉不详,以至于我们要了解、研究这部分历史,需要更多地去借助于朝鲜人的《李朝实录》一书.朝鲜李朝太祖至仁祖十六朝(1392―1649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时期,卷数很大,全书分前、上、下三编,其中上编所收明代建州史料,对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搜集、鉴别这段历史的史料,就需要具备理论发表指导,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关系和民族矛盾、国家职能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入手,予以分析。

　　

　　该历史论文认为,历史学是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其科学性最基本的表现形态便是历史理论的建立.他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说：“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的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4]

　　

　　自黑格尔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概念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存在着两大谱系：一个是由马克思开创、并由列宁等人发展的世界史观；另―个是由巴勒克拉夫开创、并由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全球史观.20世纪80年代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全球史观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编纂学中蔚然成风,这对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给予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重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重新焕发了生机.随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加强,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史论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实质是理论与材料在治史过程中的相对地位的高低.“文革”前,主要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三种主张在较长竞短.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学者以“实证”和“诠释”一对范畴来探讨这一问题,也取得一些新知.[5]

　　

　　从严格意义上说,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憧憬未来,对尚未发生的事情提出一些超前认识.展望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多元化取向仍将是史学理论研究得以进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本身具有无穷的复杂性,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元性。理论的思考与创造必须以“心灵的自由”为前提,而“自由”状态下的历史学必然是多元开放的。其二，在未来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学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及史学理论,将会争长竞短,争奇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