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二个审美内涵是与崇高紧密相连的新中国理性美的光芒。这种审美内容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经验的启发下被发现和抛弃的。

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前后的情况是，面对千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教义、经济学院的哲学教条、教会和宗教裁判所的严酷，有识之士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汲取教训“人的理性”营养，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反对宗教教义的需要，学院哲学教条，倡导学术研究，倡导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当然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之后，他们大力宣传“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使许多人认同，接受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成为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出现后，就会出现“人文主义理性”在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欧洲文艺复兴热潮从神性到人性，从信仰到理性。热潮升起后，尽管如此“人文主义者从古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学习他们所需要的思想。他们的意见往往不同”但共同的人文主义理性“贯穿不同的理解，使之成为思想体系”[4]。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制约或影响下，人文主义理性美的光芒照耀着欧洲文艺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使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对自然的观察和实验取代了学校的乏味投机；情感理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总结逻辑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因果律取代了目的论（天意安排理论）；理性取代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精神解放，人类地位提高”。从而，“感受自己的尊严和无限发展的潜力”，“把个性自由、理性第一、人性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旺盛的活力探索各方面，拓展”[6]在各方面（包括科学、文化、艺术）取得丰硕成果。

显然，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最进步的变化之一”，成为“需要巨人，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的巨人时代”(恩格斯)已经成为带来现代文明的世界史上的思想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点是它有以为本“人格自由、理性至上、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文主义理性美为核心的光芒。以历史为鉴，中华文艺复兴要取得丰硕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伟大变革。要有新的人文主义理性美，这种新的人文主义理性美是适合中国需要的“自觉扎根中华文化，服务中华，用中华或中国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中华，以民主、人文、科学、开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理性主义。”[1]，或新中华理性美。

开掘深藏在“复兴中华文艺”新中华的理性美具有明显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如今，中国大陆人民缺乏的是精神和信仰，高度重视理性。封建迷信现象回归潮流，情感欲望粗俗化，理想追求虚无化，行为方式非理性化等。”。推动集中体现新中华理性主义，让新中华理性美的光芒照遍中国大地的复兴中华文艺，“试图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向中国儿童，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包含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开放精神的新中国理性，是弥补各种理性缺失、缺失、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