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admin时间：2019-03-25 03:02:30阅读：198来源：本站

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俱进，踵事增华。对其回顾既往历程，展望发展态势，进行理性反思，省察经验教训，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基此立意，窥豹一斑。全文分作三个部分，前两部分是就所归纳的两个特定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予以概要的反思性回顾，最后部分属“展望”内容，乃基于既定“现实”所作研究发展态势上的几点原则性预测，所谓“鉴往知来”，但愿不至全成“臆说”。
　　一、“范式”与基本线索问题
　　1. “范式”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近代史研
　　究语境中的运用
　　所谓“范式”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宏观理论问题，同时也密切关涉研究实践，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很大，并且也是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首先关注。
　　“范式”一词本为“舶来品”( 源自希腊文的Paradigm) ，先是被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 T. S. Kuhn) 1962 年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作核心概念。所见该书最早的中译本当中，不是译作“范式”而是译作“规范”，当然和我们通常所说论著要讲究的“规范”意义上不同。后来的新译本中就译作“范式”了。尽管也有学者说这个概念使用“最不恰当”“用得非常之滥”等等，但它毕竟还是流行开来，被广泛运用。“范式”在库恩的著作中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却难以找到一个确定性强而又言简意赅的定义。参照国内学者的解释，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 科学界在一定时候认同和遵循的科学研究的“原则体系”，或是说一种“模型”的东西，科学的演进特别是其革命性变化，是通过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换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库恩使用意义上所谓“范式”的重要性。
　　“范式”由自然科学语境中的概念，到在人文社会科学更具体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语境中的运用，当然是一种转借。自上个世纪80 年代末，就有学人察觉并论及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 当时称“规范”) 上的变化了。后来直接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成果更明确和繁多起来，典型篇什特别是集中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当然近年仍然在延续。譬如，《史学月刊》2014 年第6 期发表的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 年第1 期发表的徐秀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等文，就很典型。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语境中“范式”的涵义，各家解释上也不尽相同，说法繁杂多样，不便一一介绍。概括地说，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它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具有特定体系性的考察视角、研究路径、价值取向、阐释模式和认知框架。从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具体指称看，也有多种，但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意义、最为基本、也最有针对性的，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这两种。关于这两种“范式”的话语，构成了整体中国近代史“范式”问题讨论和争议的中心。就此发声的既有前辈资深学者，也有少壮派学人。具体观点自不能一一介绍，从主要倾向上看，可以大致归纳为三派: 一是坚持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者; 二是主张以“现代化范式”为主导者; 三是基本居于“中间地带”持两者兼取而互补观点者( 可以称之为“互容”派) 。
　　2.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与
　　互容
　　当然，从上言三派中的相对两端，可以更明晰地看出观点的反差。这里只举一篇文章中反映出的具体例子。河北省社科联主办的《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评论版) 2005 年第5 期上，发表了井建斌的文章《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与李文海、张海鹏、龚书铎等教授商榷》，其文章中没有称“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而是称“革命史取向”和“现代化取向”。文章引述了张海鹏先生《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一文当中的结论性文字: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应该说，这段文字的确能体现一种代表性观点。井建斌文章中在表示“尊重张海鹏先生的理论理解、学术坚持、论证方式和基本结论”的同时，更主要指出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缺陷”，并且，将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取向’主流的评价意见”，仿照所引“张海鹏先生所得基本结论中遣词造句的方式( 仅仅关键性词句) ”，表述如下:
　　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简单地以“革命史取向”斥拒“现代化取向”，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现代化取向”主导下，兼采“革命史取向”的视角，更多关注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使“现代化取向”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笔者按: 为醒目起见，将此段和上段引文中的不同文字加粗表示)多少带点调侃意味的行文方式中，却正经八百地亮出了所属“现代化范式”派基本观点上与“革命史范式”派的分歧，可见一派是强调以“革命”为主而辅以兼顾“现代化”; 另一派则是强调以“现代化”为主而辅以兼顾“革命”，即使这“两极”，也不是绝对地毫不互容，当然还是以“对立性”为主导倾向。
　　在两种“范式”的争议当中，有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指出所谓“现代化范式”也不是什么新理论，认定“早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蒋廷黻就曾步西方后尘，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应该就是针对其人的《中国近代史》而言吧? 的确，该书中出现了“近代化”的字眼，也有与此有一定关联的分析框架。并且，蒋廷黻这个人有着特殊的政治身份，他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主要是外交官。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后，他还相继做过台湾当局的所谓“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 。但他也有作为历史学家的另一重身份。早年他在国内上过教会学校，后在美国留学和生活多年，是“洋博士”，深受美国“新史学”的熏染，甚至可以说得其“嫡传”，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导师卡尔顿·海斯( Carlton J. H. Hayes) ，就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 James H. Robinson)的弟子。蒋廷黻在1920 年代初回国后先在南开大学任历史学教授数年，1929 年转做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到1930 年代中期转而从政。他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在他从政初期的1938 年间得空的，算是对他多年来作为历史学家部中国近代史夙愿的部分落实( 只是个简本，没能展开成大部头) ，无疑是属学术之作，尽管在史观上与我们可能有较大差异，分析模式也不一样，但应该承认还是有着它特定学术参考价值的。若以之作为否定新时期学者“近代化”或说“现代化”学术视角的根据，未免太过简单。当今主张“现代化范式”学人中，即使不排除有借鉴蒋氏观点者，但总体上说，主要也不是直接从他那里因袭而来，而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的独立产儿。
　　除了持“革命史范式”和“近代化范式”的两者之外，前边不是说到还有居于“中间地带”的“互容派”吗? 这一派似乎不好看出是过于偏重“革命”还是“现代化”，或在不同的具体场合、语境中不无游移表现，不能明确“定位”，总之，是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一般说来，这也倒不是故意和稀泥，搞无原则地折中调和，也真实地反映了一种学术体认，并且实际上也未必就不可取。笔者即觉得两“范式”并不是就没有相当的“通约性”、互补性，并不是就没有齐头并存的余地。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非单一视角不可，不同的视角下自会有不同的视域，不同的视域就意味着不同的研究空间，不同的研究空间里势必有新异的研究问题，显然是能够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的，有利于其拓新的。如果不局限于“范式”理论问题，而是具体到研究实践看，就会更清楚: 统观建国6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新时期之后跟此前相比，景观上变化很大，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新视角下的成果层出不穷。若是在单一“范式”下，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其实，对于不是专搞史学理论的很多人来说，未必都对所谓“范式”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是，置身于特定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当中，受相关具体问题的触动和启发，说不定就会在研究范围、视角上出新。他本意也未必有遵从哪种“范式”的自觉，只是着意作所想到的易于出新的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在为构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当然，其成果也可能成为他人说明“范式”理论的素材或注脚，但这是另外一码事儿，其自身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并且这也不是他的初衷，他就是做某个问题的具体研究。恐怕大多数情况即是这样的。
　　3.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与“范式”问题的
　　关系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不能等同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但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我们知道，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首次大讨论是发生在建国初期的上个世纪50 年代，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绞合在一起，结果就是“三次革命高潮说”( 以下简称“高潮说”) 的形成和确立。这在之后多年间成为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的唯一模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革命史范式”。其作用和影响当然很大，可以说主宰了大陆中国近代史学界多年。是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 年，以李时岳先生在这年《历史研究》第1 期上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为标志，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上有了旗帜鲜明的标新立异，形成惯常被称为“四个阶梯说”( 以下简称“阶梯说”) 的新论，可以说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激起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又一场大讨论。从这场讨论的起点来看，时间上比所谓“范式”讨论更早些年。从论争的基本情况来看，有些学者赞同或基本赞同新出的“阶梯说”，“高潮说”的原代表人物和新中坚力量则依然坚持和维护其基本观点。在两个阵营的激烈论争中，也衍生出其他多种不同的观点( 不再具体列举) 。而最为醒目、最有代表性、且形成最激烈论争锋面的当然就是“高潮说”和“阶梯说”。
　　“高潮说”在论争中当然也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着自己的理论，而“阶梯说”更是展示前所未有的新见，它的一个很大特点，可以说就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发生发展的演变线索，以“近代化”即后来更惯用的“现代化”演进为主视角。具体到对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社会运动的地位的认识，两说的最大不同，是在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上。在“高潮说”中主要体现清朝统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没有地位，“义和团运动”则被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的核心事件予以标立; 而在“阶梯说”中，洋务运动因其与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联系而被作为进步阶梯之一，义和团运动则没有了地位。事实上还隐然涉及到太平天国运动，尽管“阶梯说”中是把它作为了第一个阶梯，但因为它与资产阶级运动关联较疏，实际并不能同其后逐步抬升的几个阶梯等量齐观。在该说中，处于特定时代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成了这个时段现代化演进线索的凸显反映。
　　这次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和争议，从时间和规模上看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并且，直到现今在学界也有没出现一个谁取代谁而居“独尊”地位的结果，只能说在争议中各自更加发展和完善，其实这也正是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结合上面说到的“范式”问题讨论的情况看，似乎可以说，现在仍在延续着关于“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关于“基本线索”，对于中国近代史业内人士来说，也许比“范式”问题在了解上更普及，也更切实和贴近。并且，这不但表现在相关理论问题本身，而且更表现在实际的、具体的研究实践当中。其实这也基本就是“革命史”与“现代化”理路和框架下的研究问题。前者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不断衍生出新范畴、新问题，不断拓展和深化。后者更是提供了若干前所未及的新角度、新视域、新课题，开新程度上更为可观。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说，这些年来“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相关著作不下数百部，而以‘现代化’为关键字的论文更是数以万计”。并且，对传统领域的研究也带来非常明显的直接影响。譬如说，对洋务运动关注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认识上的变化。再就是有关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原先热点领域的降温特别是认识上的反差。拿太平天国史研究来说，过去有不少年间曾经是最热的，有个具体统计，以《历史研究》的刊文为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各类专题论文约113 篇，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65 篇，占各类总数的57. 52%”。这很有代表性，再结合其他刊物的情况总体来看，说当时太平天国研究居首是“龙头老大”当是没有问题的。可近些年来是怎样的情况，这个一目了然，不用多说。当然，把这种由热趋冷的变化完全归结为“现代化”视角的影响恐有失全面，其原因是复杂的，譬如说研究太多太密集了不好出新，人们寻求更好创新的领域，就是一种很常规而自然的原因。不过，跟视角转换的因素确实关系很大，觉得太平天国的地位和价值不像在传统视角之下那样高了。当然，近些年里在这个方面也出现背离认真研究和理性思考的一些非学术化观点，并不可取。
　　立基于两种不同“范式”，研究视角、视域、路径、取向、阐释模式是会有明显不同和各自侧重的。譬如说，“现代化范式”下对“革命史”内容会相对有所淡化，但这与李泽厚、刘再复他们的“告别革命论”是两码事儿。尽管在两种范式的论争中，批评“现代化范式”者或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往一块儿连，笔者觉得，从学术意义上说，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告别革命论”政治色彩很浓，而扎实的学理支撑则比较欠缺。虽说学术与政治有时也很难绝对分离、割裂，但毕竟不能混同，通常说“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就体现学术与政治的区别。所以，这里没有把“告别革命论”置于学术语境中来多说。
　　上面所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显然主要是限于晚清和民初即通常所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段，甚至主要是晚清时段，没有通到建国一并来说。这一则是限于相关问题研究的实际情况，再则也是限于笔者个人的视野。不过也注意到，有主张以“革命高潮”为主线索的学者，对科学意义上的整个中国近代时段( 从1840 年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予以统观，言其“革命高潮”事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持论“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 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次，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第五次，1927年大革命; 第六次，1937—1945 年抗日战争; 第七次，解放战争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说“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更早些年，陈旭麓先生则曾发文，主张在110 年的整个中国近代史历程中，以“辛亥革命、大革命( 国民革命) 、解放战争”作为“三次革命高潮”。
　　1. “宏”“微”关系简说
　　节题中的所谓“宏阔”与“细微”，与我们通常所说“宏观”与“微观”当然有一定仿同性，但在这里使用的意义上并不完全一样。所谓“宏观”“微观”，之间当然还可加个“中观”，都没有贬义，只是相辅相成的大小层面上的不同。而我们这里所用“宏阔”与“细微”，当然也绝对不是主要用于贬义，不过也可包含进贬义事项，如所谓研究的“空疏化”“碎片化”等问题，就与之密切关联。总之，涵盖面上能更宽泛一些。
　　如果就“宏观”与“微观”而言，在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中自然是两相结合的。当然，在不同时候其结合上的有机协调程度或有差异。若是就学人个体而言，是相对侧重于做比较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研究，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志趣、爱好、学术特长和风格追求，这本身也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分。就刊物而言，各家也可能有不同的偏重，这家可能愿多登宏观一些、较有理论色彩的文章，那家则可能愿多用选题精细、考证扎实的文章，这也合情合理，不能刻板求同，正是在差异中彰显刊物的风格、特色。但是，就学界的研究整体而言，有一个有机协调还是程度不同失调的问题。当然像这种情况很难精细量化，譬如说什么样的题目算相对宏观的或相对微观的? 界划在哪里? 显然难以有精细量化的标准; 相对宏观的题目和相对微观的题目怎样配比才能算“有机协调”? 这当然也难以精细量化。更可靠的，是“量”和“质”结合起来的大概把握。顺便说，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我们在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谓精确计量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来说并不是万能的、普适的，不能精细量化的事情非去那样做就会弄巧成拙，甚至是缘木求鱼。对于这类事情来说，“模糊性”处理更为科学。
　　回到本题。中国近代史研究若从较长时段的情况来看，觉得从1990 年代以来，有宏大选题、宏观研究相对减少，而细微选题、微观研究相对增多的趋向。这个分段并不是以“新时期”之始为界标的。1970 年代末到1980 年代，觉得研究所显现的“宏”“微”程度上与以前差异不是太大，只是在观点的实质争议性上明显加强。是从1990 年代以来这20 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方面较以前彰显反差。
　　2. “宏大叙事”与“新叙事”
　　史学界现在不是有所谓“宏大叙事”与“新叙事”相对应的概念运用吗? 可以借鉴。“宏大叙事”与“新叙事”与我们所说“宏阔”与“细微”问题，有不小的“相通”之处，但也不能完全等同。看到有学者对“宏大叙事”与“新叙事”概念在历史学运用( 这里不涉及在其他学科中之用) 中的涵义，作有明确界定。关于“宏大叙事”:
　　历史学中所谓宏大叙事大抵指研究者遵循某种理论预设，以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为标识划分时期或阶段，从该时期或阶段中寻出一些重大事件或一连串性质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特征断识它们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从中抽绎出一条线索为纲，将若干乃至所有事件人为联系起来，在这条线索联系及其发展的趋势中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评价人物作为，并概括出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规律，形成某种理论认知体系。以这种方式讲述历史，即称为历史学的宏大叙事。
　　关于“新叙事:
　　新叙事以研究“小事”为特点，但不以说清“小事”为最终目的，希望借助对“小事”自身及其前后左右多方联系及深层历史关联的细致搜索，寻找遗漏在“大事”之外的历史的另面。从事这类探索的学者多留意宏大叙事之外的史学事件，意图观照史学发展的多个层面，从新的角度揭示历史复杂多样的本真面目。
　　按所解释的意义，所谓“宏大叙事”与我们所说“宏阔”共性较大，而“新叙事”与我们所说“细微”不同之处则较明显。从所解释的“新叙事”可以看出，是指着眼“小事”但又不是拘囿于“小事”本身，可以说强调的是“以小见大”“小题大做”。而我们说的“细微”，当然也包括“以小见大”的小事本身，此外还包括就小事论小事，并不追求“见大”，就是做个小题目，把它本身弄明白、说清楚的这种情况。这在中国近代史的细微研究中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实在说，有的标榜“以小见大”的题目，未必真能做到那个层面。近些年来很流行这么一种题式，就是主标题是个很宏大的题目，副标题提示的是件很细微的事情，即“以ⅩⅩⅩ为例”之类。要是这件事情本身真能典型体现主标题的意义，又在文章中确实令人信服地揭示、论证了出来，当然很好，很巧妙。但是有的实际未能，从“为例”的事情根本就不好典型体现主标题所示，而文章本身即就事论事，并没有论证与主标题的关联，这就不免显得文不对题了，还不如干脆就从副标题意义上推敲个题目，能文题相符，实实在在，没有故弄玄虚之嫌。
　　当然，这样说不是否认做研究可以由小见大、知微见著，这确实是一种很可行的路径，在这方面多年来也已经有大量成果涌现，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人们不是越来越注意到历史研究不能忽视细节，尤其是关键细节吗? 关键细节说不定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决定全局。不妨借用一则寓言性的历史故事: 1480年代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在和反对者一方军事决战中，所乘战马事先钉掌时因被催逼得急，仓促之中匠人在一个马掌上少钉了一枚铁钉，结果战场上这匹马因丢落这个马掌跌倒，理查被掀翻下来，遂遭败亡，关键之役失败了，政权丢掉了。因此演绎出这么一串逻辑推导: 缺了一枚铁钉，丢了一个马掌; 丢了一个马掌，跌了一匹战马; 跌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主帅; 损了一位主帅，败了一场战役; 败了一场战役，失了一个国家———所有的损失都是因为少钉了一个马掌钉。这枚马掌钉虽小，但又是何等关键!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必要深究赖以作此推演的那个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而这种推演本身确实能很生动、具象化地揭示一个很深刻的历史道理。历史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发掘这种“马掌钉”性的关键细节。并且这种细节不是稀缺、罕见的，会有很多，就看研究者的识力如何，要多找这种“马掌钉”。
　　在近些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细化研究中，就多有“以小见大”成果的展现。看到有网文推荐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和刘文楠的《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两书就是典型的此类著作。台湾资深学者王汎森之作，所涉时间不仅限于我们所说的近代，还涉及清前期甚至明末，而刘文楠书涉及的就主要是从晚清到民国，典型地属我们所说近代时段。该网文中说两书“都是非常好的脱离‘宏大叙事’来宏大关怀的著作”，自符合“新叙事”的原则。从所谓“新叙事”，到更一般而通俗地所说讲好“历史故事”，应该说都离不开历史细节特别是关键细节。
　　除了这类成果之外，近些年来繁兴的“细微”研究中，也包括更为司空见惯的就事论事的小题目研究，尤其是论文形式的成果。以上边说到的“马掌钉”作比喻的话，它不是理查国王所骑战马上漏钉的那一枚、那一种，没有那般重要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但毕竟也有它的常规功能。把看似平常而前所未知或知之不确甚至有误的细微历史问题钩沉考察清楚，单独看就是一个点，多了斑斑点点连成片就会成为面，多面就会见立体。总之，相对独立的点上的研究，集合起来也会显集腋成裘的效果。近些年来这种类别的篇什不也能构成醒目一景吗?
　　由过去的侧重“宏阔”研究到后来不同类别的细微研究的繁兴，这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转向。并且这种转向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就所谓“宏大叙事”而言，如果解析起来，它不仅仅是叙事方式问题，也有内容上的一定特指性，是与“革命史范式”更为切近。当然，较早“现代化”视角下的宏观话语体系，譬如说“四个阶梯说”之类，也不能排除“宏大叙事”的属性。只是“革命史范式”下的“宏大叙事”更典型而相对稳固，张力空间相对较小，意识形态化更重，甚至在特定时候所存在的教条化弊端尤为凸显。而尝试克服弊端，寻求突破、改进当中，研究的“细微化”便是醒目趋势之一。这从下述“四端”便可得到进一步说明。
　　3. 从四端体察细化研究趋向
　　一是从研究“板块”构成体察。早先一般是以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为三大板块，而其中政治史又最为凸显。新时期之初，学界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实现突破当中，有前辈学者提出以加强经济史的研究为突破口，此后经济史研究确实逐步有较大、较快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注入活力，不过这并没有突破三大板块结构。当然，说“三大板块”不是就没有更细的划分，譬如政治史大块下可以分出军事史、外交史等，经济史大块下可以分出诸多专门领域，思想文化史大块下可以将思想、文化相对分别开来，甚至各有更细分类，如此等等，但这也只是分层而已，对三大板块来说也没有实质性改变。具有实质性突破的是社会史的异军突起(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不一一列述) 。它的标立是从1980 年代中期开始的，现在社会史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需要注意到，关于“社会史”的界定业界意见不一，甚至差别很大，乃至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宏观层面的问题。前边曾言及陈旭麓先生是以社会史构筑他的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持“社会史”作为整体史的有一批人。也有持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史学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路径、范式、视角之说的。当然，更一般的观点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专史”领域，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并列( 笔者亦觉如此妥适) ，这样就形成一个新板块。它的研究范围颇为广阔，内容非常丰富，而其特定范围和内容尤其需要也易于走向细化研究，像民间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类事情。
　　二是从研究问题的选择体察。在过去“宏大叙事”的模式之下，是相对注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的，并且特别强调“理论”。这里只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当年太平天国是研究热点的时候，像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曾是热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既宏观，理论色彩又浓重。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自身并没有规定属什么政权性质，是后世研究者的分析认定，它没有本来的既定性。论者所依据的理论不外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学说等，但运用中个人的理解和阐释可能不同。而着眼的史实或侧重其前期的基本情况，或侧重其后期特别是苏浙政权的情况，或强调其演变过程和趋向。在结论上，则不外乎农民政权说、封建政权说、由前者向后者演变说这几种，要不还能有什么? 文章很多，争来争去，每种说法中不少文章的观点、论证上大同小异，且难有定论。在新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下，人们多舍弃这类空疏无解的问题，而寻求具体一些、下了功夫真能说清楚的题目来做，选题趋于细化、实化。
　　三是从阐释论证方式体察。也只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说。譬如当年研究为了说明太平军北伐给清廷造成巨大恐慌，曾有一种曾经几乎不被人怀疑的说法，就是清廷曾准备放弃北京而逃往热河。被人们反复引证的最“过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在《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西班牙———英国》文中的一段话语，即“从最近东方来的邮件我们知道: ‘中国皇帝预见到北京会失守，曾命令各省总督把皇帝的收入交到热河’”云云。既然马克思如此说了，似乎就千真万确，怀疑不得。试想，马克思又没到中国来，不是当事人，况且其话语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相关消息是转据“东方来的邮件”，即使表达了一定程度上信实的意思吧，也不能就以这个来做史实认定啊! 可当时就是这样。后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学者，检阅相关档案，不但没有看到皇帝让各省将粮饷解往热河的谕令，反而是照解北京的谕令多多，清廷没有准备放弃北京的任何迹象。问题当然就很清楚了。那种以所谓“经典语录”作史实本身的论证方法的偏弊也就不言而喻。很显然，这绝对不能归错给马克思，而是引用论证者自身的偏弊。矫正这种论证方式，以扎实的史料来说话，以实证立基，也引导研究趋于细化、实化。
　　四是从研究手段体察。相关新的研究手段不断出现，甚至高科技手段介入成果凸显，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这里就以光绪皇帝的死因研究为例来说。我们知道最后只是名义皇帝的光绪帝载湉，与实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去世的时间很接近，相隔不到20 个小时，而且年轻的光绪帝在先，年老的慈禧在后。这样留下许多传闻，说光绪帝是被毒死。前些年有研究者主要利用宫廷“医案”( 相关诊病医疗的档案) 进行研究，得出光绪帝是病死的而非被毒死的结论。而后以中央电视台拟拍摄相关历史纪录片到西陵采访为契机，促成用高科技手段对光绪帝头发和相关衣物等检材进行检测之事( 因该帝陵墓民国年间曾被盗掘，清理重新封棺后有头发等物存藏于地上仓库，提取检材相对方便) 。相关部门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检测工序主要是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专家发表，做得相当精细、严谨。具体方法、过程和相关检测数据不再细述，最终研究结论即“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这一结论在学界多获认可，似成主流观点。当然，也仍有异议，甚至有针对检测报告本身挑寻破绽者。况且，技术检测也不是万能的，譬如，即使能肯定光绪帝是被毒死，单靠检测也复原不了相关场境、细节，认定不了谋划、操作之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还得结合各类相关文献和口传资料等，进行进一步研究。总之，你赞同也好，争议也罢，都逼使着你进一步往细、往实处去做。
　　4. 矫正“碎片化”偏弊的呼声
　　以“实证”为主流态势的细化研究，应该说是克服早先那种大而无当的空疏偏弊，使研究开豁而深入、成果丰富而多彩的重要保障。当然，也需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近年来呼吁注意矫正“碎片化”偏弊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这跟“细微”化研究自有关联，是针对它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反拨。譬如说，事无巨细主次，淹没、淡化重点。说到这里想起“文革”后期电影《决裂》里，一位教授在农村的课堂上起劲地讲“马尾巴的功能”，却不理睬甚至轰出前来求他为牛治病的农民。这个情节设计当然是刻意讥讽和批判知识分子的，这里只是借这个故事本身来说。“马尾巴的功能”当然也不是不该研究和讲解的，但对比整个马的全面功能和它更重要的功能方面，毕竟只是次要的局部，若是只胶着、强调于此而忽视其他自不可取。再举个直接属中国近代史范围的也是人们常用来调侃的例子，就是“洪秀全有无胡子”的事情。在有的人心目中研究这个完全是没事找事儿，吃饱了撑的; 也有人说怎么就没意义呢，要是为洪秀全画像或是戏剧中化妆，弄清了就能更为逼真。这也不是没有道理，若有几篇小文章涉及也未尝不可，但要是太关注这种细节而忽视了其人大面，当然就是取轻而舍重。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克服“碎片化”偏弊的呼吁显然是有针对性的。需要注意到，“碎片化”这一概念在多种学科领域有使用，在有的学科中指称某种特定现象时未必带有贬义，但用在历史学中一般是贬义的，是指它零碎、孤立，破坏、割裂整体。“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之类的呼声，在社会史领域尤其突出，跟上面我们说到的它的内容特点有关。当然，就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说也不乏类似呼吁，有学者就明确表示为“系统性缺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担忧。如此看来，在多年来注重细化研究的基础上，注意整合性、系统性研究，确有必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也是一种朴素的规律吧。理想的境界自然是“宏阔”与“细微”之间的有机协调。
　　三、发展态势展望
　　这部分内容“点到为是”，简说四点:
　　第一，新的整合性研究成果可期加强。跟前边说到的相关情况密切关联，既然多年来不论是以小见大还是就事论事的具体研究，成果有了足量的积累，并且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系统性研究的相对不足，今后整合性研究、总体史方面的切实加强，当在可期望之中。当然，绝不会是过去那种“宏阔”研究的简单回归，而是一个新轮次上的层次提升，会在坚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来展现其新姿。
　　第二，“潮涌”与“平流”态势仍会延续。这一点，是在应一家报纸之邀回顾2015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文稿的过程中，受到启发的。梳理该年研究情形，因值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见知关于抗日战争的成果如同井喷、潮涌，不只是纪念意义上的，真正学术层面上东西也很凸显。另一方面，又因为学人一般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不会轻易改换，坚持不懈地循此推进，虽“各自为战”，但集点成面，百支汇流，这可算“稳态”的“平流”吧，却也显其自然与阔大。就是呈这么一种“潮涌”与“平流”相辅相成的态势。其实何止这一年，回顾多年也不乏类似景观。对重大事件的纪念，通常人们玩笑地称为“做红白喜事”，想来其实这对学术研究也不无它积极的一面。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节点时间，刺激历史记忆，引人集中关注，密切结合现实进行回顾和反思，“既是史学经世的理当回应，也是学术发展的有效支点”。“潮涌”与“平流”成果合成总体学术景观，这种情形在今后仍会继续下去，只不过具体样态会随事而异，我们需有相应的学术敏感和定力。
　　第三，新史料可望支撑相关新成果陆续问世。近些年新出的若干大型资料集，会在随后的一定时间里持续显示效力，支撑新成果的陆续出现。历史研究必须有赖于史料中介，没有史料就等于无米之炊、无本之木。新史料的发掘问世是促进历史研究开新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近些年来有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新史料公诸于世。譬如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当中，就有多种涉及晚清的大型资料集陆续出版。还有像抗日战争方面的，仅2015 年问世的就有《日本侵华密电》《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 首批) 以及首次完整出版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等，其中不乏新解密的机要文件。此外还有像《国家记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日本侵华图志》等以图像为主体资料的书籍。更宽泛的民国史方面资料近年也出了许多。并且，史料没有过时，过去多年的史料积累已经相当丰厚了，而新出史料更是锦上添花，在研究利用上则需要一个消化时间。何况，中国近代史资料简直是一个掘不胜掘的富矿，还会有新史料的不断问世。新史料支撑新成果，这是研究不断出新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保障。
　　第四，不断加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会愈发增添学术活力。学人、学术交流与合作面上的拓广和程度的加深，也会是学术开新的重要助力，能不断推动学术的多元发展。这方面我们联系既往，更可见知前景。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到了“互联网+ ”时代，大陆学人之间，大陆学人与港澳台学人之间，以及与世界范围学人之间，其联系和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海外各种学术流派的理论、观点不断传播进来，我们的学术成果也不断输送出去，相互碰撞激荡，交流融合，总体上应该说是非常有利于学术发展的一种态势。当然，这中间需要有鉴别、批判、选择的自觉和识力，不能盲目地失去自我。相信在交流和借鉴中受益会是主导方面。看多年间的情况，从大的学派说像年鉴学派、新史学派、后现代派、新文化派等等，从某种理论模式说如“施坚雅模式”“大分流理论”“新清史”观点等等，不是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吗? 当然助益或大或小，甚至有的派别或理论观点我们业界主流上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但无论如何，学术只有在不同门派和观点的撞击中才更能激发生机和活力，相信这一点在今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会进一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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