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贷金制度在资助流亡学生发表学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使经济困难的学生依靠贷金发表学业，同时也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增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学术界关于贷金制的研究大都是关于这一事件本身，而对于“贷金制度”其制度方面缺少研究，本文从贷金制的制度层面，对其制定的原因和实行的始末做一梳理，以期补充贷金制方面的研究。

　　一、贷金制度实行的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相继攻占了中国华北的大部分领土。日本对占领地区采取了野蛮的掠夺政策，侵占学校和学生宿舍，掠夺学校的设备、器材等物资。许多学校被迫迁移，学生也流离失所，大多数学生逃亡到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各省;也有一部分学生在中共抗日政策宣传影响下，来到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继续接受学习。

　　流亡到国统区的学生，由于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因而也就无法继续上学了。这一大批流亡学生，一方面与父母失散，由于年龄相对较小，无法就业，因而没有经济来源，不但没有资金继续上学，甚至连维持自身的生计也成了问题;另一方面，无法参军到抗战的最前线。面对数量众多的流亡学生，国民政府一时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和国民政府的一筹莫展相比，共产党在争取青年学生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各根据地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来安排到边区学习和工作的青年学生。共产党的政策吸引了平津等沦陷区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北抗日根据地，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则是接收青年学生的主要地方。

　　面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奔向中共的怀抱，国民党政府一时心急如焚。为了争取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为了争取民心，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接受任务通盘筹划。然而，面对如此困境，知识分子出身的王世杰也无计可施。国民政府考虑到陈立夫与共产党交锋多年，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于1938年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一方面是因为陈是蒋介石的亲信，对蒋忠心耿耿;另一方面陈立夫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

　　1938年1月，陈立夫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后，对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贷金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贷金制，即“中等以上学校，家境贫寒或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可以向国家贷款用于维持生活和学习，将来毕业后偿还。对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生、边疆学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荣誉军人等则实行公费生办法。”贷金制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从沦陷区逃亡到西南大后方的学生，陈立夫认为：“对这帮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

　　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在持续增加，实施贷金制度又需要一大笔资金，财政上已难以拨出。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则反对实施这个计划，他说：“军费浩大，已难于应付，哪里来那么多钱办教育?”但陈立夫不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正常教育仍应维持，为建国预储人才，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应加特殊训练以备随时征召。”

　　陈立夫没有因为孔祥熙的反对而放弃贷金制度，他在解释制定贷金制度的原因时，说：“战时的青年工作，第一件最紧急的事，便是争取青年。此一措施具有两大意义：(1)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学或大学者，其家庭多半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后方照料其子女之学业，其父兄决不为日伪所利用，甘为汉奸。(2)奔赴自由区之学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为之设法，若来而无人照顾，势必为共党所设之延安抗日大学等勾引，欲求补救，将不及矣。”这就透露出了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主要目的。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不但在通往抗日根据地的要塞设立战区登记处阻止学生进入根据地，还派人到豫东、豫北沦陷区招抚流亡学生。”

　　于公于私，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经过陈的多方游说，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因而贷金制度才得以推行下去。

　　二、贷金制度实行的始末

　　1938年1月，陈立夫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后提出的贷金制度，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付诸实施。在实施贷金制之前，教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安抚流亡学生，稳定人心。陈立夫在《告全国学生书》一文中说：“至在战时，已成年之智识份子，自更应己立立人之旨，尽启迪人民义务，以协助国家总动员计划之充分实施，诸生本其所知，从事于后方之各种服务，此亦为青年报国之一端。”以此来鼓舞他们在困境中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并实施了11条的《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制定了贷金实施的具体办法：贷金发放的对象是“凡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其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救济者”;“贷金分全额及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学生实际需要定之”;贷金的评审每学期举行一次，由学校贷金委员会负责审查;贷金的偿还期限“不得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此外，还规定了私立专科及以上学校可以根据此项政策酌情办理，具体细则由各学校自己商定。

　　1940年，由于日本切断了重庆大后方主要的资源补给线，再加上官僚资本家的强取豪夺和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和纸币贬值，使学生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为了改善学生们的生活处境，教育部及时制定了《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行办法》，规定：“凡有关学生生活之救济费、生活费等，请财政部于每年一、七两月预发半年，各学校经费亦请预发一个月，俾各校得就所领学生贷金款项及本校经费项下腾挪一部分，于春季一二月间及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储食粮，以备青黄不接、粮价高涨时，有备无患。” 1940年1月公布的《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中提出了相应的调整贷金的补助方法，规定：“除对膳食贷金因物价上涨而适当调高外，又增加制服贷金与特别贷金，贷金都分为全额、半额两种。对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视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分为全补、半补两种。”

　　1940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了偿还贷金的政策，公布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偿还办法》一文中规定：“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应于毕业后三年以内分年偿还”，“每年应还之与并得分两次或三次缴纳”，“负担家庭费用过重者得暂缓偿还贷金”，“学生贷金偿还后，由教育部支配作为奖学金及贷金之用。”此时，规定可以暂缓偿还贷金，主要是国民政府为应对统治危机而做出的相应政策调整。

　　1941年，教育部颁布了《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贷金暂行规则》，规定：“战区学生膳食分甲乙两种”;“凡属战区经济来源断绝者，视其生活情形，分为甲种或乙种贷金生;甲种贷给全额，乙种除由学生自缴18元外，贷给其超过部分”;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也分为甲乙两种，还规定享受贷金的学生每周应为学校服务3小时;此外，还规定“学生成绩甲等，得免偿贷金，成绩及格、操行丙等则停发贷金”。从中可以看出，此项政策虽有鼓励学生学习的动机，但从新的贷金评审和发放条件来看，也显示出了国民政府以经济手段来控制学生的目的。

　　抗战进入中后期后，由于大后方物价飞涨、法币严重贬值，一方面学生经济困难，生活难以维持，更是无力偿还贷金;另一方面，由于法币的严重贬值，以今日的金额来偿还往日的贷金金额，还与不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废止贷金制度，于1943年颁布了《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本年新生不再适用贷金制度，另定公费生制度”，“公费生分甲、乙两种，按学科成绩评定”，贷金制度正式废止。

　　三、对贷金制度的评价

　　贷金制度从施行到废止，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中国的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却是非常显著的。金以林先生在其《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一书中说：“正是这种浑厚的民族情感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加之政府推行贷金、公费制及其他一些措施，从而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

　　贷金制度是在抗战时期实行的一项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的安置措施，通过该项制度使得很多流亡学生能够继续求学，“据估计每年享受这种贷金或公费的中学生即有5万人至7万人”。不仅如此，贷金制资助的范围也比较广，“据1939年教育部关于贷金的统计，现在全国学生有70%以上是拿贷金的。”从中受益的的学生很多，“据统计，中学和大专院校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发表学业的学生达12.8万余人”，他们之中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此项措施在战乱的年代，不仅笼络了民心，还为抗战的胜利储备了人才资源。

　　此外，贷金制所带来的影响也包含一种时代精神，在抗战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办教育的精神，激发了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虽然，陈立夫实施贷金制度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从客观方面也体现出了国民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当然，一项制度的实施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初衷之一就是和共产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因而在其具体实施中就“极力推行党化教育，实行‘以党治校’体制，在教育界推行严密统制措施，不仅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和反抗，也引起当时反法西斯主要盟国美国的严厉批评”。

　　同时，在政策实行过程中，贪污腐败、克扣等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以至于贷金真正到达学生手中时已经很少了，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学生的膳食也非常差，据章开沅先生回忆：“伙食谈不上营养且食不饱腹，米饭是掺杂着砂砾、稗子、米虫等杂物的‘八宝饭’，难以下咽，菜也没什么油水。”所谓的“八宝饭”就是“因有许多泥沙、石子、稗子、稻壳混杂其间，煮熟用膳，常有霉气、又有涩味，难以下咽”，“八宝饭”是学生们的主食，“副食则‘飞机苞菜’、胡萝卜、大头菜、烂榨菜、盐水豆芽汤乃是桌上常菜，偶或增加点荤菜食品作改善，称为‘打牙祭’(川语)”。这就是当时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主要的伙食，可见当时学生生活的清苦，而贷金的资助也仅仅能够维持学生们的生存而已。

　　贷金制度资助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沦陷区生活没有保障的流亡学生，但是，随着资助范围的扩大，也有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以“穷学生”的身份冒领贷金的现象。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对贷金制度做出这样的评价：“使无家可归接济断绝之学生，仍得继续求学，立意本甚善。但苟不严密执行，易滋流弊。有家本小康，其父母不愿子女求贷金，而子女要求贷金者;亦有学生本人本可自给不愿求贷金，而其同学为之冒名代求者。凡此皆无非欲占公家一份便宜，但即此一念，若不防微杜渐，任其推而广之，即足以养成无数之贪官污吏。”竺可桢认为这种现象影响非常恶劣，若不制止，恐怕这些人进入社会中也会成为新的“贪官污吏”。

　　冒领贷金在各个学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顾颉刚在其任教的学校就亲眼目睹：“富家子弟往往亦乘机请求，本人于某大学授课时，曾目击不少衣饰华丽之青年男女纷向校长诉苦，本人对于此种行为，实生反感，彼等今日既可诓取公费，来日岂非贪官污吏。”顾颉刚先生的看法和竺可桢先生的看法如此一致，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四、结语

　　贷金制度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抗战时期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继续学业的问题。这一制度的提出不仅为这一批流亡学生继续求学提供了保障，而且对稳定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以及提高国民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提出贷金制度这一方案，既有其政治目的，也有资助流亡学生继续学业，保障社会稳定的因素。

　　贷金制度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贷金资助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战区的流亡学生，他们一般都没有经济来源，凭借这一点微薄的贷金来发表他们的学业。但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膳食，如“八宝饭”等比较差的食物，不仅没有油水还难以下咽，再加上，“由于米价的腾贵，校方的贪污尅扣，也就不能不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了。国民党政府更利用这种贷金和公费制度，妄图把大批不得不吃贷金和公费的学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断地加强封建法西斯训练，并明文规定凡享用公费的学生‘教育部于必要时得指定其服务’”。不仅如此，陈立夫还大力灌输其“党化教育”，企图加强对学生的控制。此外，还存在着家境富裕的学生冒领贷金的现象。

　　虽然贷金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的积极影响。“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集中于大城市，每位大学生每年需花费数百元，不是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及高级知识分子等富有家庭的子弟一般是无缘进大学校门的，当时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化教育，陈立夫创设的贷金制和公费制，保证了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打破了战前高等教育贵族化的倾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时，通过接受贷金而继续学业的学生，由于物价的飞涨、纸币的严重贬值等原因，原先申请的贷金到毕业时，以当时的金额去还过去的贷金，可以说是等于不用还了。这样一来，相对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他们的毕业证书背后也只是“盖了蓝色的几排字，为‘该生在学期间共领取贷金若干元’。但并未说明如何归还。这也许是告诉学生知道国家养育之意，加重一点责任感而已。”

　　贷金制度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教育贡献非常大，一方面它保障了流亡学生能够继续上学，促进了中国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还为抗战的胜利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国民政府还能坚持办教育(无论出于哪种动机)，起到了鼓舞民心的作用，而且这种精神增强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鼓舞着他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此外，贷金制度打破了以往教育的“贵族化”倾向，促进了教育向公平的方向发展。

　　贷金制度在中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不足，但也不影响其对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受益于贷金制度而发表学业的大陆学者因此而对陈立夫心怀感激，陈立夫也因此自夸的说：“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着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陈立夫创设的贷金制度，对抗战的胜利、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