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近现代史毕业论文，西安事变得以顺利解决, 不仅与蒋介石拥有抗日之心有密切关联, 客观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蒋介石在当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巧踞军政大权, 使得中国无他, 便很难凝聚在一个旗帜下。这种无人能替的影响力, 是他获释的必然, 也是西安事变能够和解的重要原因。这一核心地位亦可以从事变发生后的各派反应得到印证。

 

　　国民党虽内部倾轧, 矛盾重重, 但面对是否营救蒋的问题上却从无争议, 只是策略方法不同, 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以何应钦为首, 并得到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11]593主和派则以两宋、孔祥熙为首, 力主以和谈的方式营救蒋, 如无效再武力讨伐。[11]597

 

　　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既是张学良的挚友, 又是其走向“西北大联合”的引路人。但是, 他并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 并提出“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 否则中国将群龙无首”。[11]602

 

　　地方实力派亦多主张释蒋, 以消弭内战。12月23日, 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 针对南京16日的“讨伐令”, 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维持国家命脉;二是如何避免人民生灵涂炭;三是如何保护领袖安全。[11]600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对扣蒋的行为“不敢苟同”, 指责其是一种越轨行为。[11]599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也批判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 成伪国之行动”。推荐阅读：遵义路权争夺-城市发展根本之以人为本有效控制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应。以苏为例,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社论, 批评张、杨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名为抗日, 实则分裂, 只能让中国更混乱, 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11]609事变期间, 英、美、法、意驻华使节也经常互相联系, 商议如何施加影响, 促使蒋安全获释。

 

　　面对西安事变, “拥蒋潮流”波及全国甚至国际社会。[11]607各界人士业已认识到两广和解后, 在全国基本统一的前提下, 唯有南京政府有力量团结各方, 抵御外辱;又只有蒋介石能粘合政府内外各派系, 维持形式上的一致。这从侧面印证了蒋是拯救残局的希望所在, 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依然需要蒋介石的影响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