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段是中国近代史最灾难深重的时期。“老大帝国”那夕阳无限好的幻梦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醒，划入了沉沉的黑夜。“五四”的先驱者和后继者们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之路，为沉疴难起的国家和民族选择一个更光明的前途。

 

“科学”和“民主”，是他们开给古老中国的药方。耐人寻味的是，不论与“科学”还是与“民主”都药性相克的“宗教”，也在这张药方上占据了一个不易觉察的位置。这样的矛盾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矛盾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时期。“五四”运动的激情稍稍平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迅速地将中国被列强欺辱的现实转化为如何自强的思考。将一场反帝的政治运动迅速转化为对于声势更加浩大、成效更加显著的反封建文化运动。他们把中国的衰亡同历史文化的糟粕、国民性的劣根性联系在一起后，集中火力批判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尤其是和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儒家文化。

 

大破之后须有大立，否则一切的努力都将归于虚无。于是，科学和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图腾。但是植根于科学和民主的理性精神不可能倾听心灵的低语。事实上，纯粹的理性精神会让人与人之间布满冷冰冰的数据和计算。人需要信仰，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真空状态，都让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了科学和迷信的缓冲地带——宗教。不过，“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也赋予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态度与以往有着微妙不同。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提供的，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态度一：“厚西薄中”

 

“五四”的启蒙者对宗教的甄别本着“厚西薄中”的标准，中国本土宗教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一个变化与“五四”时期文化批判中，喜欢以东西、中外对比，并以西方、外国之长凸显东方、中国之短的心态一脉相承。而本土宗教不幸因为传统文化的亲缘关系而受到连坐的惩罚。这也就不难理解，佛教和道教同样以虚无为宗旨，道教却成为主要的标靶。佛教受到冲击较小似乎可以归功于它的外来移民身份。

 

1918年《新青年》，钱玄同首先提出“欲祛出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为唯一方法”。这一论点立场鲜明地表达了“五四”反封建主旨，很快受到一片响应。《新青年》以“灵学”为主攻目标，展开对道教的批判。鲁迅当时也有“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的批评。

 

虽然极端“薄中”，但绝不盲目“厚西”。“五四”学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观视角分析、考察宗教的教义的利弊。

 

“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宗教基本上持的是功利的态度，很多学者试图借助外来宗教取代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统治地位。陈独秀在他《偶像破坏论》《人生真义》等文章中坦率地指出，对基督教的好感其实是来自于对孔教的厌恶。

 

1917年，他在《新青年》3卷第3期中答复读者时说：“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力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日，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他在将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比中，赞赏对于基督教的推行。

 

▍态度二：“断章取义”

 

“五四”时期对宗教，大部分的学者作家采取的是断章取义的态度。他们在皈依的同时依然清晰地看到宗教虚无缥缈的一面。石评梅把自己对基督教的认识，做过这样的自我剖白“……不过我心里除了母亲外，已有了上帝的位置，我在一种特殊的心境时，总是口口声声默念着上帝，求佑于上帝的。虽然我自己也明知道那是个虚无的神。”

 

基于这种认识，五四时期的宗教倡导者们不会和教徒一样匍于圣像之下祈求救赎，他们更愿意站在神龛之前平视着宗教寻求疗救人们信仰的偏方。

 

因此，他们对大众发布的宗教理论研究成果总带有光明向上的乐观基调。胡适曾做过这样的理性分析“一个宗教会有三个部分：一是它的道德教训，二是它的神学的理论，三是他的迷信”。而“五四”学人重视宗教的意义在于他的道德训诫，后面两部分，有意无意地忽略不计。

 

例如“五四”各大家考察基督教的教义，仅从中提炼对中国社会有重要的意义的部分。鲁迅则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诚”和“爱”，希伯来民族则有向上的精神。闻一多考察了人类历史的宗教根源，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宗教，是宗教里含有一种“不死”的精神和“强生的意志”，中华民族的衰弱就在于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他们都诚恳地希望基督教的精神能给萎靡不振的中华民族打上一针强心剂。

 

对于，宗教的教义不可避免消极落后的一面。“五四”学者作家也有消解转化，变腐朽为神奇的法门。

 

例如佛教素重苦空观念，认为人生本就充满痛苦，所得的一切最终归于虚空。这些悲观理论明显与“五四”昂扬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于是，那些深谙佛典的作家(其中以白马湖作家为代表)主动回避了本体哲学的玄思，而把目光转向了现实生存的探讨，与其叹息世事无常，不如积极地面对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于是清幽的梵呗中也发出了慷慨之音。朱自清说“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社会政治文化的风向，会推动社会思潮的兴衰。五四时期，正是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才使得人们的宗教热情如抛物线一般，以“民主”和“科学”为轴线忽高忽低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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