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主张研究
作者：admin时间：2019-03-25 03:18:23阅读：244来源：本站
经济学学士学位。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他说：“大学学位并不证明什么，但是与我做生意的很多人很看重它，认为这很有面子。”
除了津津乐道他毕业于常青藤学院之外，特朗普还夸耀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叔叔是天才，以此证明他有天才的血液，聪明绝顶。 不过在竞选时，特朗普却时常宣称：“我喜欢受教育不多的人。”这种言论显然既不表现出对学习的热情，也不急于让社会充满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特朗普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还有特朗普大学值得提一下。他曾在2005 年创办过一个营利性“学院”。2010 年纽约州教育局曾去函要求其停止自称大学，因为它既不授予学位也没有资格认证(后来改名“特朗普企业家计划”)。2013 年纽约检察官起诉该机构对课程做虚假宣传，也有学生起诉它以传授发财“秘籍”为名骗钱。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赶紧了结此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6 年11 月19 日的报道，特朗普答应支付2500 万美元彻底解决针对特朗普大学的三项指控，这样他就无需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出庭应讯了。
二、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主张及走向预测
最近，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学术界、在民众间都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让我感到惊讶。是互联网的功劳，还是事件本身的特异性，一时难判断。我更关心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对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教育不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在选举期间还是在当选后组建内阁之时。本节从特朗普竞选期间有关教育的论述和当选后组建内阁的人选简要论述其主要政策主张和走向，涉及废除教育部、减免学费、收紧移民政策、大学问责、政治正确、教育市场化及营利性职业教育等。
(一)竞选期间的教育政纲
1.废除教育部
特朗普没有从政经验，他似乎对谈论政策不感兴趣。他有关教育的论述中最惊人的说法是撤销教育部。[但这种说法刚一说出就遭到人们的质疑。记者基娅·古尼认为特朗普压缩甚至彻底撤销教育部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公立学校来说，联邦政府和总统能做的事很有限，因为90%以上的资金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的。 特朗普后来提名教育部长的事实就已经证明教育部不会被废除，但教育部的改组势在必行。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政策主任爱荷华州私立学院经济学教授萨姆·克劳维斯在接受采访中就指出：特朗普在考虑将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CR)划归司法部。该机构被指控私设法庭，无端加剧对校园“强奸文化”的恐慌，里面没有司法背景的老师却来判定学生是否犯有性攻击罪行。这个观点得到《高等教育记事》记者罗宾·威尔逊的赞同，他引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弗雷德里克·海斯的预测，即特朗普政府将调整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角色，将其降级或使其处于更不显眼的位置。在奥马巴政府时期，教育部民权办公室要求学校当局打击校园性不端行为。如若不遵从规定，联邦政府将介入调查，并可能导致丧失联邦资金支持的后果。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仅搁置这些调查，并将性攻击案件转交给司法部门处理。
2.减免学费
萨姆·克劳维斯对特朗普学费政策的总结是，反对希拉里的免债务上大学和桑德斯的免费上大学建议，联邦学生贷款体系应由私人银行负责，以市场规律运作，政府不参与。学校和学生分担风险，学校和银行在学生选择专业方面有权介入。若是名牌大学，学生选什么专业都行;但其他院校则要考虑就业压力。
约翰·威廉·波普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乔治·里夫并不认同其合理性。他说共和党鼓吹私立机构参与学生贷款。依照自由市场模式，学校和学生分担贷款风险，政府不应该从学生贷款中牟利。但事实上学生贷款利率很低，且违约率很高，政府并不能牟利。若政府不参与，纳税人就需要承受很多不良贷款的损失。另外大学学费问题主要是学生平均债务高达27000 美元，且一半以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就业不足。共和党的解决办法并不保证高质量甚至一般质量的教育。很多学生花费联邦资助在认证机构学习，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旧金山大学教务长唐纳德·海勒担心特朗普上台将导致穷学生上不起学。学生贷款源于1965 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最初是银行提供资本，联邦政府担保，后来是银行和联邦政府贷款同时并存，奥巴马时期全部由联邦政府提供贷款，即为中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助学贷款的联邦佩尔奖学金项目。2010 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联邦政府每年可节约100 亿美元。这笔钱本来能够进入佩尔贷款项目，以贷款补贴和费用的形式进入银行而不是作为银行利润。若按照特朗普的自由市场建议回归银行贷款体制，佩尔贷款资金将减少，穷人孩子贷款将变得更困难。特朗普竞选团队政策主任萨姆·克劳维斯说用两种方式改善联邦学生贷款：(1) 激发大学招收优秀学生和毕业后能还款的学生;(2) 联邦贷款回归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私人贷款而非联邦政府的方式。这听起来很好，但很难实施。大学能预测谁能成功毕业找到好工作吗?本科生多数都是24 岁以下的年轻人，结果可能是学校避免招收弱势家庭的孩子或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这将加剧本就存在的大学间录取率和毕业率方面的差距，加剧不同族群之间收入不平等状况，同时导致就业前景不好的文科教育进一步恶化。
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海迪·莫里森对文科前景更加悲观。她说，文科专业贷款在特朗普的市场学生贷款体系中受到限制，而银行和学校认定在毕业后可能找到高收入工作的专业贷款将陷入不受限制。很多人担忧特朗普可能拆除公立大学，解散文科院系。过去几年，支持特朗普的威斯康星州州长司各特·沃克(Scott Walker)砍掉了2.5 亿美元高等教育资金，废除了终身教职保护措施。
除了人文学科之外，科技领域也认为特朗普上台对大学是坏消息，其科研资金水平可能面临严峻风险。哈佛学生报纸《哈佛红》报道，哈佛和其他研究型大学要通过加倍努力获得非联邦资金支持来抵消特朗普减少联邦资金支持的计划，以确保反科学的总统不会对美国科研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高等教育记事》引用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集会演讲中的话，“采取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联邦管理开支降低办学成本，从而降低学费让学生受益”，指出迫使大学降低办学成本的工具之一是重新考虑那些享有巨额捐款的大学是否继续保留免税待遇。但有人对此说法不以为然。负责教育新闻的记者杰夫·卡森在文章中指出，减少联邦管理并不能解决预算缺口15%的问题。特朗普的观点并没有涉及学费最近几十年飞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但是在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情况下，教育界领袖并不指望政府加大支持教育的力度，教育资金能维持零增长就不错了。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校长金·亚历山大也认为关键是确保承受得起的高等教育。公立大学协会(APLU) 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 都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合作是首要选择。虽然公立大学的学生占全国学生的75%，但它们从各自州政府获得的资金仍然维持在1966 年的课征效率水平。研究显示2001-2011 年间公立大学80%的学费增加是州政府教育经费减少的直接结果。按当今的减少趋势，州政府在2027 年将不再资助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恐怕是维持高等教育能够让学生上得起的必然选择。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罗纳德·丹尼尔斯对“美国公立大学得到的州政府支持仅占总预算的10%”深感担忧。他认为大学每年都为预算增加辩护的做法是“耗费时间，制造不稳定和破坏长期规划”，建议州政府实行多年度大学拨款，给大学“更加明确的”公共目标。
3.收紧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肯特研究院的安德鲁·凯利认为，特朗普的限制移民政策和重新协商贸易协议的立场可能限制国际招生战略的成果。高校需要重新考虑其海外项目的可靠性，海外学生和学者交流可能减少。严格审查的移民政策会对想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中东和南亚的学生。考虑到美国吸引外国学生最多，而这些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增添270 亿美元以上，该政策影响是巨大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可能成为意外的受益者。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记者大卫·马修则认为，大学其实没有必要过分担忧。正如伦敦学院大学的教授西蒙·马金森所说，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学术研究越来越融入开放的全球科学体系中，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科学发现自由流通，研究室里往往有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新保护主义趋势对科学全球化的威胁体现在三个方面：(1)更严格的移民政策让研究者更难到其他国家工作，延缓国际合作进程;(2) 政府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外国观点并试图阻止其传播;(3)意识到安全问题的国家开始认定科研成果是工业军事秘密，防止外国科学家学习。但知识是会泄露的，你根本无法控制。切断与国际科学体系的联系只会导致科技和经济的落后。另外，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精灵已经从瓶子里放出来就不大可能再被关进去了。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副主编约翰·摩根认为，西方大学通常都是国际性机构，因研究者和学生的国际交流和由此带来的观点碰撞而繁荣。自诩为反精英主义者的特朗普是大学文化的直接威胁。其“反多元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给大学带来特别的挑战。大学必须小心处理问题以免把自己描述为民粹主义支持者讨厌的全球精英。否则，大学面临的政府资金、文化和教育使命等很多风险会越发严重。
4.大学问责
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大学教授联盟(AAUP)主席鲁迪·菲希鲍姆在特朗普当选日发表声明，称特朗普选举期间已经威胁了学生自由。他有关少数民族、移民、女性的言论已经造成寒蝉效应，某些反对特朗普的学生已经遭遇骚扰和威胁。特朗普对记者的威胁和对工会的攻击使当今半数以上得不到终身教职保护的教师的言论自由受到更大威胁。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和否认科学本身的可靠性是对高等教育探索知识的核心使命的攻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教授丹尼尔·赛默尔则认为，高等教育已经丧失了话语权，无法控制对高等教育的叙述，被人问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他对140 多所大学的调查显示，多数学校的愿景宣言缺乏独特性和吸引力，仅仅是现有事实描述，就好像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地，不再需要挑战现状了。吸引人的愿景本来应该让我们围绕决策团结起来，鼓舞人们采取行动，说服他人相信我们对明天充满信心。不幸的是，大学已经丧失了高等教育叙述的主动权。自己不能塑造和描述不同的未来，别人会很乐意替我们描述，并以此为标准对我们进行问责。无法拥有变革的主动权，无法主动出击寻求突破，就意味着只能被动应付，满足于维持生存而已。
5.政治正确
《高等教育记事》记者斯蒂夫·克罗维茨和安迪·托马森在报道特朗普教育政纲的文章中说，过去几十年，可怕的术语“政治正确”将高等教育机构从促进激烈辩论的地方变成了遭受严重审查的场所，学生被迫噤声。应该推动自由和尊重他人的对话。不过，特朗普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克罗维茨在另外一篇专门讨论校园里政治正确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总统可能做两件事：一是方向改变，即改变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行的联邦反歧视法，调查可能违反教育法第九条修正案的几百所大学的做法，如让大学自己处理;二是行政选择，特朗普可能使用教育部整顿那些通过政治正确警察而制造敌对环境的大学。不过，校园里可接受的言论的标准多年来一直在变动，不是因为联邦政府推动的“言论规范”，而是大学自身对学生群体的需要和要求而逐渐做出的回应。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安吉洛·科德维拉指出，美国左派自认为是民主党的灵魂，要求政治正确却没有逻辑目标，通过指出他人的罪恶，羞辱和伤害他人而对自我感觉良好。特朗普戳破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幻觉，他对政治正确的批判摧毁了很多禁忌，让追随者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左派嘲笑的观念成为共和党甚至选民的主流。
自由派人士对政治正确的反省也体现在《高等教育记事》老师伊万·戈德斯坦对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马克·里拉的报道中。马克·里拉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滑入对种族、性别和性身份认同的道德恐慌，这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本意，阻止了它成为促进团结的力量。多样性是社会改革的社会目标，是好事，但身份认同政治不是群体归属而是个人身份。里拉认为在涉及高度争议性议题如性和宗教时，自由主义应该采用“静悄悄的、敏感的和带有适当的尺度感”的方式。大学本来应该朝向真实世界的共同政治目标，结果是走向内部走向自我和校园这个小乌托邦社区。美国有很长的反智主义历史，但特朗普当选暴露出国人对专业知识和产生知识的机构如大学的广泛不信任和敌意。在特朗普时代，大学应该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议题上，焦点应该在大学之外更广泛的世界。
美国大学协会会长林恩·帕斯克里拉借用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的说法，指出当今大学生是“提及情感创伤就会融化掉”的“雪花一代”。他特别强调自由教育、道德想象力和聆听的艺术对解决政治正确问题的重要性。哈佛艺术和公民对话研究院创始院长安娜·斯密斯强调：“如果我们还有希望，那就在于重新学会讲述和聆听真理，恢复自己听者的角色。”大学已经不再是供闲者学习的世外桃源，一个任性地与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脱离关系的飞地。学生通过智能手机和电脑能了解学校大门之外的世界，校园里也充满了必然引发沮丧和绝望的形象和事件，不由得不让你批判性地思考。如果教育者不能帮助学生将教育与广泛的社会议题联系起来，激发他们引领仍然受到深刻的不平等挑战的社会的变化，就是放弃了高等教育为民主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
俄勒冈州一学院的英语教授莱尔·艾歇尔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了校园的政治正确。大学本该是帮助学生学会抗拒将复杂感受简单化的理想场所却似乎在为学生提供捷径。告诉我你的肤色、性别、交往或结婚对象、是否信神或信什么神，我就能确定你的其他内容。这不是帮助学生掌握自己或他人体验的复杂性，而是列举出违反政治正确的清单。这与消费者社会强调的快捷和方便正好吻合。这种明显的消费主义思潮帮助解释了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中非常不协调的部分：看似进步实乃倒退的“语言规范”“安全空间”“偏见回应小组”都同时强调商业和企业文化。艾歇尔在该文最后引用英国散文家亚当·菲利普斯的话，“资本主义文化中有挫折恐惧症”，指出大学应该教会学生认识挫折。只有当我们认识和承认自己有多神秘，才能开始带着对人性和不确定性的开放态度与人交往，才能抛弃基于自己判断和恐惧的封闭态度。
6.市场化教育途径
2016 年9 月初，特朗普宣称将致力于公立学校市场化，相信“择校”和竞争能提高教育质量。但纽约大学教授戴安娜·拉维奇在《纽约书评》上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缪尔·艾布拉姆斯的《教育与商业心态》和中学老师梅赛德斯·施耐德《学校选择：公立教育的终结》的书评文章中指出，市场化就是公共服务被营利性企业抢去，其最高目标就是赚钱。经营医院、监狱和消防队的公司会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一旦可能就会废除工会，提高消费者价格，削减工人福利，延长工作时间，裁减老员工。这些后果对普通公民来说是危险的。有些主张市场化者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些则肯定学校应该像企业那样来办，企业家比教育家能更好管理学校;有些则有私人利益动机，想从教育产业中发财。特许学校是利润丰厚的生意。赚钱方式很多又缺乏监管，造假欺骗自然层出不穷。特朗普要的私有化将破坏公众对教育的支持，既不能带来平等也不能带来更好的教育。
7.营利性学院和认证机构
萨姆·克劳维斯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营利性学院有特殊性，需要找到改善其质量的途径。读者可以从上文提及的特朗普本人创办营利性学院这件事就不难猜出他对营利性学院的态度。《高等教育界》记者安德鲁·克里鲍姆和道格·莱德曼撰文指出，有收益的就业规定(Gainful employment rule)最初应用在营利性学院上。2016 年秋天生效的借款人抗辩规则确定了若学生受到校方欺骗学生借款人寻求免除贷款的联邦标准。特朗普政府可能选择不投入资源来执行这些法规或通过国会修正案废除这些条款。总之，特朗普很可能会扭转奥巴马打击营利性学院的做法，中止某些规定以便为营利性大学创造新政治空间。难怪“职业教育学院大学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冈德森选举前曾说，若希拉里上台该行业就无法存活了，但选举结果出来后，他说营利性大学能够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重新展现自己。” 美国薛顿贺尔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克尔钦谈到特朗普对高等教育财政的影响时说，营利性大学和认证机构将成为特朗普胜选的大赢家。他们的股票价格在选举结果揭晓当天就大幅上升。
《美国展望》杂志特约作家拉谢尔·柯恩讲述了如何阻止营利性学院的方法。文中引用社会学教授特里希·科特姆的观点指出，营利性学院最初是女性和蓝领工人获得技术工种证书的地方，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由于金融化和股东投资而大肆扩张，开始提供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位。这些学校宣称自己掌握赢得未来的钥匙。他称之为“否定的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障网失效，这些学校事实上成为一种不好的社会保险。此类学校90%的利润来自联邦学生援助项目，他们会投资学校建设和科研来帮助学生吗?学生不是没有头脑的受害者，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不是这些学校多么贪婪，而是政府失职和社会政策不到位。政府若能为工人阶级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险，对这种学校的需求不到一年就会消失殆尽。
(二)特朗普内阁提名后的政策走向预测
《公益杂志》老师部对特朗普组建的团队缺乏信心。竞选期间，每当批评者表达对他缺乏行政经验和对公共政策一无所知的担忧时，支持者都向人们保证，一旦当选，他会找能干的人帮忙，而非死硬的忠诚分子和投弹手，但结果并非如此。虽然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促成他胜利当选，但他任命的阁员说明其政府对“1%”尤其是华尔街非常友好。财政部长提名人斯蒂文·默纽钦曾在高盛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环保部长不相信气候变暖;教育部长贝茨·德沃斯是厌恶公立教育，没有高等教育经验的亿万富翁;住房和都市开发部长嘲笑公共房屋;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经验的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莱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纽约书评》特约撰稿人伊丽莎白·德鲁赞同这种评价。他指出特朗普高度保守的内阁人选与其在选举中把自己包装为蓝领工人的支持者和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商人格格不入，很少关心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他选择巨额财富继承人、亿万富翁贝茨·德沃斯担任教育部长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曾在私有化密歇根州学校中有灾难性的尝试。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亨利·吉鲁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特朗普内阁：“特朗普选用亿万富翁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担任阁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人是新自由主义极端分子，是服务于富豪的企业文化的代理人。特朗普不是在排干沼泽，而是往沼泽里灌水。”
三、学界反思及对策
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主张本身就是针对大学存在问题而提出的，不少问题早就存在。此次大选完全出乎学界预料的事实本身反映了美国教育的失败。本节从意识形态危机、市场化教育的风险和人文学科的危机三个方面阐述教育的失败与危机，然后简要探讨大学在特朗普时代的应对策略。
(一)教育的失败与危机
1.意识形态危机
美国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卡林伯格在反思特朗普胜选的文章中说，选举结果显示了美国教育的失败，没有尽到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尊重自由民主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的职责。美国人怎么会选择持续反对基本宪政原则的人当总统呢?特朗普现象是公民教育意识到威胁和挑战并要决心新行动的“人造卫星时刻”。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曾说，“教师应该是民主的传教士”，但最近一些年，民主价值观不再被放在核心位置，教育者更多强调服务市场的需要而非为美国民主培养公民。卡林伯格引用最近的调查证明忽略民主价值的高昂代价。在2011 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从16 岁到24 岁的年轻人中认为民主很糟糕或非常糟糕者占四分之一，这个比例比15 年前增加了16 个百分点。
詹姆斯·弗里曼和彼得·克洛茨认为特朗普胜选暴露了自由平等外衣下面隐藏的非民主和危险的专制倾向。市场极端主义是企业和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同财富积累占霸权地位的经济制度和伦理学的结合体。企业和富豪操纵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其服务是美国工人处于困境的根源。民主需要对理性话语的承诺和民主自治的公共哲学。教育者有责任培育知情公民的民主话语。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伯克维茨在为保罗·里特和查德·维尔蒙编著的《尼采论教育》的书评中说，自由教育的传统目的是培养学生履行权利和自由的责任，但美国大学很少提供这种教育。他推崇尼采的观点，教育是旨在“反复灌输严肃的、不停歇的批判性思考习惯”的艰苦训练。但由于民主规范和自由市场的压力，教育者越来越追求更加专门化的研究，成功的教授越来越类似“一辈子拧螺丝的工人”。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获得最佳意义上的教育而且根本看不到教育的意义。支持教育的人反而厌恶地逃离学界或被大学驱逐出去。美国自由教育的危机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无法与自由民主原则和学界资本主义的激进化分开。自由塑造了对过去的不耐烦和对权威的蔑视。民主通过培养所有观点和视角都平等的教条破坏了人们分辨和理解什么最重要的能力。资本主义鼓励学科专门化和超级专业化，野蛮的功利主义算计和专注于利润的狭隘焦点。
斯洛文尼亚民族音乐学者安娜·霍夫曼在接受采访时将当今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与前面几位学者的论述异曲同工，相互佐证。他将高等教育的问题列举如下：(1)当今高等教育机构已经不怎么关心纽曼的大学理念，大学已经放弃了教育的使命而热衷于有利可图的研究。(2)当今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体现在政府资金削减及其加剧的竞争，短期合同教师增加和项目资助控制下的科学生产。(3)研究型大学面临寻求新收入来源的压力，依赖短期项目资助让大学教师的位置缺乏保障和稳定性，学术环境恶化，院系之间的合作和团结受到破坏。(4)不同年龄和学科的教授之间不平等加剧，教学型教师则不仅超负荷工作，而且还有后勤和行政方面的任务。教学被视为累赘，博士生和博士后越来越多地接受兼职工作，成为廉价教师。(5)不发表就死亡的文化不仅让非商品化的研究边缘化，也让弱势个体或群体边缘化。(6)社会对应用性知识的需要让人们没有空间去追求知识生产实践的社会政治活动，人文学科作为解放性知识生产场地的观念面临丧失的风险。(7)公立大学不断受到预算削减的威胁，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范畴的问题，更是知识生产与权力之间新关系的象征。
2.市场化教育的风险
著名语言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采访中阐述了市场化教育的风险。自启蒙以来，教育一直被广泛视为创建体面社会的最重要资产，但是在当今时代，教育的价值被忽略，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获得服务于企业需要的职业性的、专门化的技能。乔姆斯基认为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被视为是往里面倒水的漏洞百出的容器;一种是老师画一条线，学生沿着这条线以自己的方式培养“探索和创造”能力，这是现代大学体制创始人洪堡的模式。当今的市场化教育应该是新自由主义攻击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该模式寻求“效率”，后果是损害师生利益、科研、探索以及高等教育的所有目标。他引用剑桥大学文学批评家、思想史教授斯蒂芬·柯林尼的话说，保守党政府试图把一流的大学变成三流商业机构，牛津古典文学系也需要证明其在市场上有需求。这是十足的庸俗化，将国家资本主义原则强加在整个社会之上。
3.人文学科的危机
《威尔逊季刊》老师詹姆斯·莫里斯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尔班科的《大学的历史与未来》的书评中说，美国教育的危机———从产前辅导到博士后———或许是国家延续时间最长的肥皂剧。“赤裸裸的事实是美国大学近些年一直在巩固强化美国社会在财富和机会方面的极大悬殊。”人文学科并不像科学那样不断产生新知识，它们维持和改善旧知识和没有具体日期却适用一切时代的真理，展现等待新一代人去发现、思考和挑战的知识。这种教育敦促学生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对更大社区的责任，不是教导如何谋生而是“如何生活”。令德尔班科担忧的是虽然通识教育培养塑造的思想习惯———吸纳、反思、评估、争论、劝说———是健康的民主的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等人文通识教育仍面临消失的危险。
著有《大学回忆录》的作家斯蒂芬·阿吉对人文学科的衰落没有那么悲观。在她看来，选择英语专业不是要为美国价值观服务，而是能够花费一辈子时间与书和文化打交道，即便只能在业余进行。她觉得在大学里学习文学是抗拒外部世界最丑陋东西和坚持自我最纯真的东西的主要手段。因为市场不大可能很快改变主意，过去和现在的英语专业学生只能在他们相对边缘化的方面找到一些优势。就让学工程的学生享受正午的炙热吧!黄昏同样能为思考者提供宽广的视野和较少的诱惑去追求幻觉中的确定性。
(二)应对策略
华盛顿圣三一大学校长帕特里夏·麦戈文认为，学界虽然对特朗普当选感到震惊，但这对高等教育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契机，有可能使得高等教育从漫长的自我沉溺中解脱出来，迫使领导者重新恢复大学在国民中作为思想领袖的地位。大学一直在呼吁减少政府干预，而不是为了更大公共利益推动社会变革。高等教育界应该将注意力从机构性防御转向与政府和社会分担责任，让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社会上回到正轨。在他看来，高等教育需要解决四大问题：(1)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差距是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让高等教育成为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们进入主流社会的宝贵的进步的解决办法。大学的招生和经济援助政策五花八门。不要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建议，高等教育界要下大工夫就减少学费、节约办学成本、以创新的方式传播价值观等方面找到更有效办法。(2)弥合种族隔阂。高等教育必须使用思想和道德火力确保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弥合因为选举造成的种族分裂和对立。特朗普政府在种族公平正义、警察暴力、机会平等和制度化种族主义等问题上的言行要更加负责任，切实采取行动弥合分歧。(3)移民改革。特朗普诋毁移民，威胁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大规模驱逐移民等言论应该受到大学的坚决抵制。(4)女性领导力。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学校长应该大力主张女性权利，呼吁任命更多女性法官和公务员，鼓励女性担任公职，晋升更高职称，消除性骚扰，培养新一代女性领袖。总之，大学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发出追求正义、平等和解放的声音，恢复其作为自由社会的思想基石的地位。
有人说“特朗普威胁了我们应该支持的一切。他是我一生中美国社会遭遇的最大危机。”也有人说特朗普上台，高等教育的损失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不堪。著有《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肯塔基大学教授约翰·特林说：“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和缺陷根深蒂固，不至于受单一候选人或选举太大的影响。特朗普对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学位无比自豪，他很清楚美国大学很优秀也很重要。” 再过几天，特朗普就要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的政策究竟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高等教育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除了津津乐道他毕业于常青藤学院之外，特朗普还夸耀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叔叔是天才，以此证明他有天才的血液，聪明绝顶。 不过在竞选时，特朗普却时常宣称：“我喜欢受教育不多的人。”这种言论显然既不表现出对学习的热情，也不急于让社会充满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特朗普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还有特朗普大学值得提一下。他曾在2005 年创办过一个营利性“学院”。2010 年纽约州教育局曾去函要求其停止自称大学，因为它既不授予学位也没有资格认证(后来改名“特朗普企业家计划”)。2013 年纽约检察官起诉该机构对课程做虚假宣传，也有学生起诉它以传授发财“秘籍”为名骗钱。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赶紧了结此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6 年11 月19 日的报道，特朗普答应支付2500 万美元彻底解决针对特朗普大学的三项指控，这样他就无需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出庭应讯了。
二、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主张及走向预测
最近，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学术界、在民众间都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让我感到惊讶。是互联网的功劳，还是事件本身的特异性，一时难判断。我更关心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对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教育不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在选举期间还是在当选后组建内阁之时。本节从特朗普竞选期间有关教育的论述和当选后组建内阁的人选简要论述其主要政策主张和走向，涉及废除教育部、减免学费、收紧移民政策、大学问责、政治正确、教育市场化及营利性职业教育等。
(一)竞选期间的教育政纲
1.废除教育部
特朗普没有从政经验，他似乎对谈论政策不感兴趣。他有关教育的论述中最惊人的说法是撤销教育部。[但这种说法刚一说出就遭到人们的质疑。记者基娅·古尼认为特朗普压缩甚至彻底撤销教育部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公立学校来说，联邦政府和总统能做的事很有限，因为90%以上的资金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的。 特朗普后来提名教育部长的事实就已经证明教育部不会被废除，但教育部的改组势在必行。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政策主任爱荷华州私立学院经济学教授萨姆·克劳维斯在接受采访中就指出：特朗普在考虑将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CR)划归司法部。该机构被指控私设法庭，无端加剧对校园“强奸文化”的恐慌，里面没有司法背景的老师却来判定学生是否犯有性攻击罪行。这个观点得到《高等教育记事》记者罗宾·威尔逊的赞同，他引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弗雷德里克·海斯的预测，即特朗普政府将调整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角色，将其降级或使其处于更不显眼的位置。在奥马巴政府时期，教育部民权办公室要求学校当局打击校园性不端行为。如若不遵从规定，联邦政府将介入调查，并可能导致丧失联邦资金支持的后果。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仅搁置这些调查，并将性攻击案件转交给司法部门处理。
2.减免学费
萨姆·克劳维斯对特朗普学费政策的总结是，反对希拉里的免债务上大学和桑德斯的免费上大学建议，联邦学生贷款体系应由私人银行负责，以市场规律运作，政府不参与。学校和学生分担风险，学校和银行在学生选择专业方面有权介入。若是名牌大学，学生选什么专业都行;但其他院校则要考虑就业压力。
约翰·威廉·波普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乔治·里夫并不认同其合理性。他说共和党鼓吹私立机构参与学生贷款。依照自由市场模式，学校和学生分担贷款风险，政府不应该从学生贷款中牟利。但事实上学生贷款利率很低，且违约率很高，政府并不能牟利。若政府不参与，纳税人就需要承受很多不良贷款的损失。另外大学学费问题主要是学生平均债务高达27000 美元，且一半以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就业不足。共和党的解决办法并不保证高质量甚至一般质量的教育。很多学生花费联邦资助在认证机构学习，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旧金山大学教务长唐纳德·海勒担心特朗普上台将导致穷学生上不起学。学生贷款源于1965 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最初是银行提供资本，联邦政府担保，后来是银行和联邦政府贷款同时并存，奥巴马时期全部由联邦政府提供贷款，即为中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助学贷款的联邦佩尔奖学金项目。2010 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联邦政府每年可节约100 亿美元。这笔钱本来能够进入佩尔贷款项目，以贷款补贴和费用的形式进入银行而不是作为银行利润。若按照特朗普的自由市场建议回归银行贷款体制，佩尔贷款资金将减少，穷人孩子贷款将变得更困难。特朗普竞选团队政策主任萨姆·克劳维斯说用两种方式改善联邦学生贷款：(1) 激发大学招收优秀学生和毕业后能还款的学生;(2) 联邦贷款回归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私人贷款而非联邦政府的方式。这听起来很好，但很难实施。大学能预测谁能成功毕业找到好工作吗?本科生多数都是24 岁以下的年轻人，结果可能是学校避免招收弱势家庭的孩子或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这将加剧本就存在的大学间录取率和毕业率方面的差距，加剧不同族群之间收入不平等状况，同时导致就业前景不好的文科教育进一步恶化。
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海迪·莫里森对文科前景更加悲观。她说，文科专业贷款在特朗普的市场学生贷款体系中受到限制，而银行和学校认定在毕业后可能找到高收入工作的专业贷款将陷入不受限制。很多人担忧特朗普可能拆除公立大学，解散文科院系。过去几年，支持特朗普的威斯康星州州长司各特·沃克(Scott Walker)砍掉了2.5 亿美元高等教育资金，废除了终身教职保护措施。
除了人文学科之外，科技领域也认为特朗普上台对大学是坏消息，其科研资金水平可能面临严峻风险。哈佛学生报纸《哈佛红》报道，哈佛和其他研究型大学要通过加倍努力获得非联邦资金支持来抵消特朗普减少联邦资金支持的计划，以确保反科学的总统不会对美国科研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高等教育记事》引用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集会演讲中的话，“采取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联邦管理开支降低办学成本，从而降低学费让学生受益”，指出迫使大学降低办学成本的工具之一是重新考虑那些享有巨额捐款的大学是否继续保留免税待遇。但有人对此说法不以为然。负责教育新闻的记者杰夫·卡森在文章中指出，减少联邦管理并不能解决预算缺口15%的问题。特朗普的观点并没有涉及学费最近几十年飞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但是在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情况下，教育界领袖并不指望政府加大支持教育的力度，教育资金能维持零增长就不错了。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校长金·亚历山大也认为关键是确保承受得起的高等教育。公立大学协会(APLU) 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 都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合作是首要选择。虽然公立大学的学生占全国学生的75%，但它们从各自州政府获得的资金仍然维持在1966 年的课征效率水平。研究显示2001-2011 年间公立大学80%的学费增加是州政府教育经费减少的直接结果。按当今的减少趋势，州政府在2027 年将不再资助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恐怕是维持高等教育能够让学生上得起的必然选择。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罗纳德·丹尼尔斯对“美国公立大学得到的州政府支持仅占总预算的10%”深感担忧。他认为大学每年都为预算增加辩护的做法是“耗费时间，制造不稳定和破坏长期规划”，建议州政府实行多年度大学拨款，给大学“更加明确的”公共目标。
3.收紧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肯特研究院的安德鲁·凯利认为，特朗普的限制移民政策和重新协商贸易协议的立场可能限制国际招生战略的成果。高校需要重新考虑其海外项目的可靠性，海外学生和学者交流可能减少。严格审查的移民政策会对想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中东和南亚的学生。考虑到美国吸引外国学生最多，而这些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增添270 亿美元以上，该政策影响是巨大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可能成为意外的受益者。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记者大卫·马修则认为，大学其实没有必要过分担忧。正如伦敦学院大学的教授西蒙·马金森所说，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学术研究越来越融入开放的全球科学体系中，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科学发现自由流通，研究室里往往有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新保护主义趋势对科学全球化的威胁体现在三个方面：(1)更严格的移民政策让研究者更难到其他国家工作，延缓国际合作进程;(2) 政府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外国观点并试图阻止其传播;(3)意识到安全问题的国家开始认定科研成果是工业军事秘密，防止外国科学家学习。但知识是会泄露的，你根本无法控制。切断与国际科学体系的联系只会导致科技和经济的落后。另外，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精灵已经从瓶子里放出来就不大可能再被关进去了。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副主编约翰·摩根认为，西方大学通常都是国际性机构，因研究者和学生的国际交流和由此带来的观点碰撞而繁荣。自诩为反精英主义者的特朗普是大学文化的直接威胁。其“反多元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给大学带来特别的挑战。大学必须小心处理问题以免把自己描述为民粹主义支持者讨厌的全球精英。否则，大学面临的政府资金、文化和教育使命等很多风险会越发严重。
4.大学问责
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大学教授联盟(AAUP)主席鲁迪·菲希鲍姆在特朗普当选日发表声明，称特朗普选举期间已经威胁了学生自由。他有关少数民族、移民、女性的言论已经造成寒蝉效应，某些反对特朗普的学生已经遭遇骚扰和威胁。特朗普对记者的威胁和对工会的攻击使当今半数以上得不到终身教职保护的教师的言论自由受到更大威胁。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和否认科学本身的可靠性是对高等教育探索知识的核心使命的攻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教授丹尼尔·赛默尔则认为，高等教育已经丧失了话语权，无法控制对高等教育的叙述，被人问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他对140 多所大学的调查显示，多数学校的愿景宣言缺乏独特性和吸引力，仅仅是现有事实描述，就好像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地，不再需要挑战现状了。吸引人的愿景本来应该让我们围绕决策团结起来，鼓舞人们采取行动，说服他人相信我们对明天充满信心。不幸的是，大学已经丧失了高等教育叙述的主动权。自己不能塑造和描述不同的未来，别人会很乐意替我们描述，并以此为标准对我们进行问责。无法拥有变革的主动权，无法主动出击寻求突破，就意味着只能被动应付，满足于维持生存而已。
5.政治正确
《高等教育记事》记者斯蒂夫·克罗维茨和安迪·托马森在报道特朗普教育政纲的文章中说，过去几十年，可怕的术语“政治正确”将高等教育机构从促进激烈辩论的地方变成了遭受严重审查的场所，学生被迫噤声。应该推动自由和尊重他人的对话。不过，特朗普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克罗维茨在另外一篇专门讨论校园里政治正确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总统可能做两件事：一是方向改变，即改变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行的联邦反歧视法，调查可能违反教育法第九条修正案的几百所大学的做法，如让大学自己处理;二是行政选择，特朗普可能使用教育部整顿那些通过政治正确警察而制造敌对环境的大学。不过，校园里可接受的言论的标准多年来一直在变动，不是因为联邦政府推动的“言论规范”，而是大学自身对学生群体的需要和要求而逐渐做出的回应。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安吉洛·科德维拉指出，美国左派自认为是民主党的灵魂，要求政治正确却没有逻辑目标，通过指出他人的罪恶，羞辱和伤害他人而对自我感觉良好。特朗普戳破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幻觉，他对政治正确的批判摧毁了很多禁忌，让追随者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左派嘲笑的观念成为共和党甚至选民的主流。
自由派人士对政治正确的反省也体现在《高等教育记事》老师伊万·戈德斯坦对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马克·里拉的报道中。马克·里拉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滑入对种族、性别和性身份认同的道德恐慌，这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本意，阻止了它成为促进团结的力量。多样性是社会改革的社会目标，是好事，但身份认同政治不是群体归属而是个人身份。里拉认为在涉及高度争议性议题如性和宗教时，自由主义应该采用“静悄悄的、敏感的和带有适当的尺度感”的方式。大学本来应该朝向真实世界的共同政治目标，结果是走向内部走向自我和校园这个小乌托邦社区。美国有很长的反智主义历史，但特朗普当选暴露出国人对专业知识和产生知识的机构如大学的广泛不信任和敌意。在特朗普时代，大学应该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议题上，焦点应该在大学之外更广泛的世界。
美国大学协会会长林恩·帕斯克里拉借用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的说法，指出当今大学生是“提及情感创伤就会融化掉”的“雪花一代”。他特别强调自由教育、道德想象力和聆听的艺术对解决政治正确问题的重要性。哈佛艺术和公民对话研究院创始院长安娜·斯密斯强调：“如果我们还有希望，那就在于重新学会讲述和聆听真理，恢复自己听者的角色。”大学已经不再是供闲者学习的世外桃源，一个任性地与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脱离关系的飞地。学生通过智能手机和电脑能了解学校大门之外的世界，校园里也充满了必然引发沮丧和绝望的形象和事件，不由得不让你批判性地思考。如果教育者不能帮助学生将教育与广泛的社会议题联系起来，激发他们引领仍然受到深刻的不平等挑战的社会的变化，就是放弃了高等教育为民主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
俄勒冈州一学院的英语教授莱尔·艾歇尔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了校园的政治正确。大学本该是帮助学生学会抗拒将复杂感受简单化的理想场所却似乎在为学生提供捷径。告诉我你的肤色、性别、交往或结婚对象、是否信神或信什么神，我就能确定你的其他内容。这不是帮助学生掌握自己或他人体验的复杂性，而是列举出违反政治正确的清单。这与消费者社会强调的快捷和方便正好吻合。这种明显的消费主义思潮帮助解释了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中非常不协调的部分：看似进步实乃倒退的“语言规范”“安全空间”“偏见回应小组”都同时强调商业和企业文化。艾歇尔在该文最后引用英国散文家亚当·菲利普斯的话，“资本主义文化中有挫折恐惧症”，指出大学应该教会学生认识挫折。只有当我们认识和承认自己有多神秘，才能开始带着对人性和不确定性的开放态度与人交往，才能抛弃基于自己判断和恐惧的封闭态度。
6.市场化教育途径
2016 年9 月初，特朗普宣称将致力于公立学校市场化，相信“择校”和竞争能提高教育质量。但纽约大学教授戴安娜·拉维奇在《纽约书评》上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缪尔·艾布拉姆斯的《教育与商业心态》和中学老师梅赛德斯·施耐德《学校选择：公立教育的终结》的书评文章中指出，市场化就是公共服务被营利性企业抢去，其最高目标就是赚钱。经营医院、监狱和消防队的公司会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一旦可能就会废除工会，提高消费者价格，削减工人福利，延长工作时间，裁减老员工。这些后果对普通公民来说是危险的。有些主张市场化者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些则肯定学校应该像企业那样来办，企业家比教育家能更好管理学校;有些则有私人利益动机，想从教育产业中发财。特许学校是利润丰厚的生意。赚钱方式很多又缺乏监管，造假欺骗自然层出不穷。特朗普要的私有化将破坏公众对教育的支持，既不能带来平等也不能带来更好的教育。
7.营利性学院和认证机构
萨姆·克劳维斯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营利性学院有特殊性，需要找到改善其质量的途径。读者可以从上文提及的特朗普本人创办营利性学院这件事就不难猜出他对营利性学院的态度。《高等教育界》记者安德鲁·克里鲍姆和道格·莱德曼撰文指出，有收益的就业规定(Gainful employment rule)最初应用在营利性学院上。2016 年秋天生效的借款人抗辩规则确定了若学生受到校方欺骗学生借款人寻求免除贷款的联邦标准。特朗普政府可能选择不投入资源来执行这些法规或通过国会修正案废除这些条款。总之，特朗普很可能会扭转奥巴马打击营利性学院的做法，中止某些规定以便为营利性大学创造新政治空间。难怪“职业教育学院大学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冈德森选举前曾说，若希拉里上台该行业就无法存活了，但选举结果出来后，他说营利性大学能够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重新展现自己。” 美国薛顿贺尔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克尔钦谈到特朗普对高等教育财政的影响时说，营利性大学和认证机构将成为特朗普胜选的大赢家。他们的股票价格在选举结果揭晓当天就大幅上升。
《美国展望》杂志特约作家拉谢尔·柯恩讲述了如何阻止营利性学院的方法。文中引用社会学教授特里希·科特姆的观点指出，营利性学院最初是女性和蓝领工人获得技术工种证书的地方，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由于金融化和股东投资而大肆扩张，开始提供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位。这些学校宣称自己掌握赢得未来的钥匙。他称之为“否定的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障网失效，这些学校事实上成为一种不好的社会保险。此类学校90%的利润来自联邦学生援助项目，他们会投资学校建设和科研来帮助学生吗?学生不是没有头脑的受害者，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不是这些学校多么贪婪，而是政府失职和社会政策不到位。政府若能为工人阶级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险，对这种学校的需求不到一年就会消失殆尽。
(二)特朗普内阁提名后的政策走向预测
《公益杂志》老师部对特朗普组建的团队缺乏信心。竞选期间，每当批评者表达对他缺乏行政经验和对公共政策一无所知的担忧时，支持者都向人们保证，一旦当选，他会找能干的人帮忙，而非死硬的忠诚分子和投弹手，但结果并非如此。虽然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促成他胜利当选，但他任命的阁员说明其政府对“1%”尤其是华尔街非常友好。财政部长提名人斯蒂文·默纽钦曾在高盛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环保部长不相信气候变暖;教育部长贝茨·德沃斯是厌恶公立教育，没有高等教育经验的亿万富翁;住房和都市开发部长嘲笑公共房屋;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经验的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莱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纽约书评》特约撰稿人伊丽莎白·德鲁赞同这种评价。他指出特朗普高度保守的内阁人选与其在选举中把自己包装为蓝领工人的支持者和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商人格格不入，很少关心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他选择巨额财富继承人、亿万富翁贝茨·德沃斯担任教育部长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曾在私有化密歇根州学校中有灾难性的尝试。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亨利·吉鲁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特朗普内阁：“特朗普选用亿万富翁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担任阁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人是新自由主义极端分子，是服务于富豪的企业文化的代理人。特朗普不是在排干沼泽，而是往沼泽里灌水。”
三、学界反思及对策
特朗普的高等教育政策主张本身就是针对大学存在问题而提出的，不少问题早就存在。此次大选完全出乎学界预料的事实本身反映了美国教育的失败。本节从意识形态危机、市场化教育的风险和人文学科的危机三个方面阐述教育的失败与危机，然后简要探讨大学在特朗普时代的应对策略。
(一)教育的失败与危机
1.意识形态危机
美国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卡林伯格在反思特朗普胜选的文章中说，选举结果显示了美国教育的失败，没有尽到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尊重自由民主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的职责。美国人怎么会选择持续反对基本宪政原则的人当总统呢?特朗普现象是公民教育意识到威胁和挑战并要决心新行动的“人造卫星时刻”。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曾说，“教师应该是民主的传教士”，但最近一些年，民主价值观不再被放在核心位置，教育者更多强调服务市场的需要而非为美国民主培养公民。卡林伯格引用最近的调查证明忽略民主价值的高昂代价。在2011 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从16 岁到24 岁的年轻人中认为民主很糟糕或非常糟糕者占四分之一，这个比例比15 年前增加了16 个百分点。
詹姆斯·弗里曼和彼得·克洛茨认为特朗普胜选暴露了自由平等外衣下面隐藏的非民主和危险的专制倾向。市场极端主义是企业和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同财富积累占霸权地位的经济制度和伦理学的结合体。企业和富豪操纵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其服务是美国工人处于困境的根源。民主需要对理性话语的承诺和民主自治的公共哲学。教育者有责任培育知情公民的民主话语。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伯克维茨在为保罗·里特和查德·维尔蒙编著的《尼采论教育》的书评中说，自由教育的传统目的是培养学生履行权利和自由的责任，但美国大学很少提供这种教育。他推崇尼采的观点，教育是旨在“反复灌输严肃的、不停歇的批判性思考习惯”的艰苦训练。但由于民主规范和自由市场的压力，教育者越来越追求更加专门化的研究，成功的教授越来越类似“一辈子拧螺丝的工人”。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获得最佳意义上的教育而且根本看不到教育的意义。支持教育的人反而厌恶地逃离学界或被大学驱逐出去。美国自由教育的危机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无法与自由民主原则和学界资本主义的激进化分开。自由塑造了对过去的不耐烦和对权威的蔑视。民主通过培养所有观点和视角都平等的教条破坏了人们分辨和理解什么最重要的能力。资本主义鼓励学科专门化和超级专业化，野蛮的功利主义算计和专注于利润的狭隘焦点。
斯洛文尼亚民族音乐学者安娜·霍夫曼在接受采访时将当今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与前面几位学者的论述异曲同工，相互佐证。他将高等教育的问题列举如下：(1)当今高等教育机构已经不怎么关心纽曼的大学理念，大学已经放弃了教育的使命而热衷于有利可图的研究。(2)当今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体现在政府资金削减及其加剧的竞争，短期合同教师增加和项目资助控制下的科学生产。(3)研究型大学面临寻求新收入来源的压力，依赖短期项目资助让大学教师的位置缺乏保障和稳定性，学术环境恶化，院系之间的合作和团结受到破坏。(4)不同年龄和学科的教授之间不平等加剧，教学型教师则不仅超负荷工作，而且还有后勤和行政方面的任务。教学被视为累赘，博士生和博士后越来越多地接受兼职工作，成为廉价教师。(5)不发表就死亡的文化不仅让非商品化的研究边缘化，也让弱势个体或群体边缘化。(6)社会对应用性知识的需要让人们没有空间去追求知识生产实践的社会政治活动，人文学科作为解放性知识生产场地的观念面临丧失的风险。(7)公立大学不断受到预算削减的威胁，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范畴的问题，更是知识生产与权力之间新关系的象征。
2.市场化教育的风险
著名语言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采访中阐述了市场化教育的风险。自启蒙以来，教育一直被广泛视为创建体面社会的最重要资产，但是在当今时代，教育的价值被忽略，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获得服务于企业需要的职业性的、专门化的技能。乔姆斯基认为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被视为是往里面倒水的漏洞百出的容器;一种是老师画一条线，学生沿着这条线以自己的方式培养“探索和创造”能力，这是现代大学体制创始人洪堡的模式。当今的市场化教育应该是新自由主义攻击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该模式寻求“效率”，后果是损害师生利益、科研、探索以及高等教育的所有目标。他引用剑桥大学文学批评家、思想史教授斯蒂芬·柯林尼的话说，保守党政府试图把一流的大学变成三流商业机构，牛津古典文学系也需要证明其在市场上有需求。这是十足的庸俗化，将国家资本主义原则强加在整个社会之上。
3.人文学科的危机
《威尔逊季刊》老师詹姆斯·莫里斯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尔班科的《大学的历史与未来》的书评中说，美国教育的危机———从产前辅导到博士后———或许是国家延续时间最长的肥皂剧。“赤裸裸的事实是美国大学近些年一直在巩固强化美国社会在财富和机会方面的极大悬殊。”人文学科并不像科学那样不断产生新知识，它们维持和改善旧知识和没有具体日期却适用一切时代的真理，展现等待新一代人去发现、思考和挑战的知识。这种教育敦促学生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对更大社区的责任，不是教导如何谋生而是“如何生活”。令德尔班科担忧的是虽然通识教育培养塑造的思想习惯———吸纳、反思、评估、争论、劝说———是健康的民主的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等人文通识教育仍面临消失的危险。
著有《大学回忆录》的作家斯蒂芬·阿吉对人文学科的衰落没有那么悲观。在她看来，选择英语专业不是要为美国价值观服务，而是能够花费一辈子时间与书和文化打交道，即便只能在业余进行。她觉得在大学里学习文学是抗拒外部世界最丑陋东西和坚持自我最纯真的东西的主要手段。因为市场不大可能很快改变主意，过去和现在的英语专业学生只能在他们相对边缘化的方面找到一些优势。就让学工程的学生享受正午的炙热吧!黄昏同样能为思考者提供宽广的视野和较少的诱惑去追求幻觉中的确定性。
(二)应对策略
华盛顿圣三一大学校长帕特里夏·麦戈文认为，学界虽然对特朗普当选感到震惊，但这对高等教育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契机，有可能使得高等教育从漫长的自我沉溺中解脱出来，迫使领导者重新恢复大学在国民中作为思想领袖的地位。大学一直在呼吁减少政府干预，而不是为了更大公共利益推动社会变革。高等教育界应该将注意力从机构性防御转向与政府和社会分担责任，让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社会上回到正轨。在他看来，高等教育需要解决四大问题：(1)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差距是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让高等教育成为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们进入主流社会的宝贵的进步的解决办法。大学的招生和经济援助政策五花八门。不要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建议，高等教育界要下大工夫就减少学费、节约办学成本、以创新的方式传播价值观等方面找到更有效办法。(2)弥合种族隔阂。高等教育必须使用思想和道德火力确保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弥合因为选举造成的种族分裂和对立。特朗普政府在种族公平正义、警察暴力、机会平等和制度化种族主义等问题上的言行要更加负责任，切实采取行动弥合分歧。(3)移民改革。特朗普诋毁移民，威胁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大规模驱逐移民等言论应该受到大学的坚决抵制。(4)女性领导力。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学校长应该大力主张女性权利，呼吁任命更多女性法官和公务员，鼓励女性担任公职，晋升更高职称，消除性骚扰，培养新一代女性领袖。总之，大学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发出追求正义、平等和解放的声音，恢复其作为自由社会的思想基石的地位。
有人说“特朗普威胁了我们应该支持的一切。他是我一生中美国社会遭遇的最大危机。”也有人说特朗普上台，高等教育的损失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不堪。著有《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肯塔基大学教授约翰·特林说：“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和缺陷根深蒂固，不至于受单一候选人或选举太大的影响。特朗普对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学位无比自豪，他很清楚美国大学很优秀也很重要。” 再过几天，特朗普就要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的政策究竟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高等教育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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