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比重就上升约0.5 个百分点，所以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是，一方面是我国职业教育取得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当前却仍然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往往成为学生和家庭迫于无奈的选择。上海市中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于2011 年甄选了上海市的42 所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和技校作为样本，对大约6 000 名的中职生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坦承是基于学业基础差考取普通高中无望才选择了中职学校; 有15. 3%的人表示“作为中职生，我感到很没面子”; 甚至还有11.9%的学生家长认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是不能获得成功的。这种情况和职业教育大国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德国，有接近50%的青年学生自愿选择进入职业学院，而非像中国学生一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进入职业学院。

　　为了解释我国职业教育当中的这一现象，本文引入一个社会学上的理论，即相对剥夺论。所谓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 ，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后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和评价，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相对剥夺理论”的解释路径为我们理解职业教育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路。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剥夺感也与社会歧视相对应，即处于某一地位或层次的人群因为自感比别人差，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同时社会公众对于该人群也存在偏见，进而对他们形成社会歧视。

　　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才使很多家庭和学生在面对职业教育的时候产生了抵触，也使得整个社会在面对职业教育、充分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形成误判，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为了扭转社会偏见，让职业教育理所应当地成为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职教学生及其家长，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都不再“歧视”职业教育，消除职业教育学生和家长的“相对剥夺感”至关重要，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二、我国职业教育中“相对剥夺感”的由来与表现

　　“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包含着极强烈的情感因素。这里所说的情感因素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价值判断。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会逐渐生成一系列的价值和概念体系，进而成为人们价值观的基础，而人们对这些价值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类为一种情感判断。当人们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判断时，这种情感因素就自动发挥作用，引导人们选择什么作为判断事物的准则，从而影响态度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个民族的传统观念体系中，有很多东西已经作为长期而固定的心理积淀，深藏于民族心理结构中，同时通过历史的传承，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具体看法。

　　根据这个原理，人们对不同社会群体角色地位的传统认知，往往会影响他们对现实状况的判断和定位，而当这种判断和定位与人们内心固有的传统认知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失落感。例如，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认定自己在社会的改革变迁当中中没有比其他群体的成员获得更多，就会因此产生挫败感，这种情感即为“相对剥夺感”。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亦是同样的道理。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和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充斥着各种“正统”的传统文化思想。在这种传统文化思想当中，进入大学才是成为士子、成为国之栋梁的正途，而所谓的职业教育与匠人学徒教育无异，与治国安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样的传统思维影响着职业教育对大众的吸引力。人们对职业教育甚至有“二流教育”“次等生的教育”的扭曲认识，认为职业教育是教育的边缘。正因如此，当下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歧视，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普通人的认识当中，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我国对待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上面。尽管我国当前应用型人才短缺，从国家层面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也一直在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事实是，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家庭并不多，相关配套的制度和资源的投入也仍然相当欠缺。可以说，对职业教育独具价值的认同缺失是导致个体进行教育选择时不倾向于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 “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制约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理性认识

　　传统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甚或顽固性，我国长期受“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影响，职业教育的思想观念在传统教育的发展中很难受到关注和重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备受质疑，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声誉比普通教育低下一等，大学教育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而职业教育只是精英教育的补充，故而职业教育几乎被社会贴上“次等教育”的标签。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歧视”，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普遍不高。时至今日，由于精英教育观念和制度的惯性延续，依然有大多数人认为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一般是文化成绩不高、无法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考生，考生报考普通高中进而就读于高校的意愿明显强于报考职业学校。

　　( 二) 职业教育的内容选择和培养模式存在严重问题

　　教育的一项基本职能就是文化承袭，传递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文化必然成为教育内容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累积起来的文化是教育内容的直接源泉，包括文化知识、技术技能、职业道德等。因此，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丰富的文史文化和一定水平的技术文化，都可以选作学校教育的内容，但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士农工商”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判断的支配下，正式的学校教育极少选择作为形而下的技术文化，而把文史文化作为正式的和正统的教育内容。而在当下，即使在以技术、技能作为培养内容的职业教育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高度重视和推崇的情况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受到“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文化思维定式的影响，很多职业院校往往只重视课堂教学，而忽略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很多职业学院的学生多数时间都是接受课堂理论教学，而很少时间接触实践。这与国际上先进的职业教育方式差距甚远，导致我国职业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仍然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这进而增强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负面评价。以德国为例，根据德国法的规定，学生在双元制模式下，一部分时间在职业学校学习，一部分时间在企业实训，其整个培训期为2 ～ 3 年，其中3 /4 的时间在企业作为学徒学习，1 /4 的时间在职业学校进行基础理论教育。德国模式的优点是将真正的工作经验与在职业学校的理论发表指导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基于雇主需求为主和培养学生实际工作技能为目的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德国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加具备动手能力，企业拿来可用，因此社会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评价自然就高，而学生自然就有动力不断选择进入职业学院学习，从而形成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

　　( 三) 社会对职业教育目的的判断存在误差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影响着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取舍，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教育目的。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学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伦理型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都特别强调教育目的要重视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往往只有在学校当中才得以发表，而不可能在工匠技能等职业学习当中发表。同时，我国自古即有官本位传统，传统文化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举成名天下知”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极为重视“仕途”，教育成了培养各级官吏的工具，教育本身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反而并不彰显。这种传统文化的惯性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当前的中国社会更加重视普通教育，而不重视职业教育。实践当中，接受职业教育出来的毕业生，要考取公务员进而成为体面的官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在迄今官本位仍然盛行的中国，几乎断绝了“仕途”的职业教育自然不受欢迎。职业教育由于在中国难以实现通过教育成为官员，进而出人头地的目的，因此在我国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学生和家长普遍感觉选择职业教育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 四) 职业教育实践单一，缺乏机制创新，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

　　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形式单一，基本上都是职业学校在独立承担职业教育的全部功能，社会参与度非常低，教育手段和内容很不科学和规范。这导致很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限不清，在职业教育当中过多地重视课堂理论教学，缺乏必需的实践操练，与社会脱节严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理论素养上比不过普通学校毕业的学生，在职业技能上的素养也难以真正符合社会需求，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难以实现，职业教育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也就难以真正得到消除。

　　( 五) 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严重欠缺

　　由于上述传统认识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根深蒂固，国家在制定有关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时候也受到了重大影响，“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色彩非常明显。现有的职业教育立法落后，欠缺可操作性; 职业教育管理机制比较混乱，欠缺科学性。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投入远远不如普通学校，政府重视和发展职业教育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书面的文件上，很少落到实处，对于职业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去想办法解决，从而使得职业教育的“二流教育”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有些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看似鼓励职业教育的做法不但没有真正改善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负面看法，甚至还加深了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歧视印象。例如，国内有些地方存在的以高考指标有限为由，通过考试的方式将被淘汰的学生强行安排进入职业学校的政策，以及有些地方对高三表现不好的学生直接劝退，要求他们不参加高考，直接去读职业学院的做法都加深了社会对于职业学校是差等生集中地的疑虑，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也就越来越深。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面对职业教育的时候，人们内心深处的“相对剥夺感”很难消除。“相对剥夺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当中的重要阻碍，不但影响着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定位，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决策，因此如何克服它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三、消除职业教育“相对剥夺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建议

　　( 一) 确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

　　在当下，人才以学历、文凭和出身论的观点甚为普遍，导致几乎整个社会对人才都形成了曲解。这也是职业教育因为学历、文凭、出身偏低，进而受到歧视的重要因素。扭转这样的偏见和歧视，需要重塑人才观。正确的人才观要求，对于人才的认识不能囿于阶层、学科、领域等的界限，其衡量标准和重心在于“才”，而不是强调学历、文凭和出身的“人”。就本文的议题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应当只是社会分工在教育领域的不同体现，也是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个性和人生职业规划所作出的选择，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学校教育都同样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不应人为地分出高低贵贱。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人才培养方式的多元化是自古以来，也是当前国内外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学生通过进入学堂学习而成为士人、官员，而工匠则通过带徒弟培养匠人。当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高度重视大学教育的同时，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为了发展职业教育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很多西方国家，如德国、荷兰、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青年学生进入职业学院，进入企业当学徒已经成为相当普遍也很普通的事情，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青年学生往往是基于自愿而进入职业学院，很少有人是因为考不上大学而进入职业学院的。因此我国的每一个青年学生也应该适应世界潮流和当下社会对于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根据自己的兴趣、个性和对未来职业的规划而作出理性的，更适合自己的教育选择。就中国社会来说，也应当自上而下地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功能，鼓励青年学生真正基于兴趣和爱好在大学和职业学院之间进行选择。同时改革人才选拔机制，多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当中选择优秀人员充实到公务员甚至各级领导岗位上去，以突出的示范效应逐渐改变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负面认识，消除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使得职业教育走上良性循环。

　　( 二) 推广家庭理性教育观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家庭对于教育投资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几乎所有的中学生家长都希望子女能有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高文化素质群体的家庭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子女受教育的环境明显优于社会其他群体，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次是家庭受预期效益的驱使。投资教育不仅能产生满足现时的家庭精神生活或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还能在未来为家庭或个人带来物质上的收益。而在现有的观念当中，普通高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是“白领”，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是“蓝领”的认识深入人心。这导致很多家庭宁肯用更多的投入让小孩去复读，甚至出国学习，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去“低人一等”的职业学院学习。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不必要的浪费。作为一个理性选择，家庭应该关注更多的是家里小孩的兴趣和个性，坚信“行行可以出状元”的教育理念，接受多种形式的受教育模式，了解当前国家有关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收集更多有关职教生就业与发展的信息，以便进一步强化对职业教育的信心。

( 三) 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氛围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经济实践已充分证明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但中国家长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让孩子到职业学校学习，除了前述各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还只停留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头脑当中，公众还不能够充分理解职业教育的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模式及效果，因此也很难真正承认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所以中国政府和社会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尤其是要多宣传职业教育当中的成功范例，增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和信任，要运用各种途径和形式使公众认识和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方法和内容，让公众看到高等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当中的重要作用。

　　( 四) 促进职业教育的集团化运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要改变当下我国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单一，培养的人才不符合社会需求的现状，必须要对当下的职业教育进行机制创新，其中职业教育集团化运作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所谓职业教育集团是由指政府、职业院校、社会机构等共同组织的教育团体。职业教育集团化是当前我国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职业教育适应市场，促进知识与技能的结合，实现校企合作，强化人才培养，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职业教育必须改革传统的封闭教育模式，真正面对市场，这样将会使得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质量越来越好，越来越真正适应市场的需求，那么学生毕业之后在薪资提升、自主创业能力等方面也自然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势必大大提高学生及其家庭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相应减少囿于传统观念的“相对剥夺感”。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相对剥夺感”这一根深蒂固的难题，职业教育集团化还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价值目标，凸显学生的核心竞争力。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人交流协作的能力。得益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在职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更加务实，这也是职业教育学生相对于普通学校教育学生的比较优势。同时，职业教育集团也应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确保职业教育体系出来的学生能真正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必须具备跨界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需要实现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积极协作，这本身就是一种跨界行为。职业教育集团化中的跨界思维将有效避免职业教育集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各自为政的风险，提高职业教育集团的办学水平与效率。同时，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提供必要的通道。

　　第三，应当制定职业教育集团化有关的立法和政策，完善对职业教育集团化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并建立与职业教育集团化运作相对应的监管机制。

　　( 五) 加强政府在职业教育当中的作用，促进相关制度建设和完善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相对剥夺感”迄今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政府重视不够和监管制度存在问题，这直接导致我国的职业教育尽管规模不小，但是总给人以不规范的感觉，这对于消除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不但没有助益，反而加深了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疑虑。因此，有必要完善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和监管制度，建立规范的职业教育体系。一个规范的职业教育体系对于加强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信心，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消除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至关重要。

　　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政府应当进一步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投入，并建立职业教育投入的保障机制，使得职业教育能够得到与普通学校教育同等的待遇。其次，在公务员序列当中加入技术职位，降低公务员考试当中的学历标准，为职业学院毕业的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提供机会。再次，应当建立严格的职业教育监管制度。具体包括: 应当强化师资的准入管理，明确职业教育教师的准入标准; 强化宽进严出的质量考核机制，避免当前职业教育实践当中，为了争抢生源对职教学生实行宽进宽出从而不断弱化职业教育形象的做法; 真正建立和执行严格的职业能力资格考核制度; 完善监管机制，建立政府、企业、工会、学校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联合监管机制，实现对职业教育的更加专业化监管; 严格禁止和取缔各种针对职业教育的就业歧视规定;第三，积极搭建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合作的平台，建立积极有效的协调机制。第四，建立健全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不断提高。

　　四、结语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先生曾在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说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未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骨干将是专业技术人员。这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重视教育并给予职业技术教育相当的投资。这对于各国适应全球化极其重要。”我国政府当前给予了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严重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此需要我国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在职业教育的价值伦理、教育目的、立法和政策、政府监管以及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建设系统工程，最终成功消除职业教育当中的“相对剥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