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孔子在“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的基础上, 揭示了人性的特质, 即“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性相近”指人都具有“类特征”, 为其推行“有教无类”主张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习相远”揭示了形成人性差别的原因, 为其实施因材施教原则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孔子兼顾人的个性和“群性” (社会性) :揭示群性的内涵, 即合群是人的天性, 人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心, 倡导合群而不结党营私;注重以社会价值观引领个性发展, 大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仁人志士。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孔子创立的人性论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人性观; 孔子; 人性特质; 价值取向;

　　Abstract：　Confucius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nature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of human n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at is, Men are born about the same, but habits make them differ.This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human nature and lay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Confucius ga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human individuality and“group nature”at the same time.It reveals the connotation of group nature, that is, getting on well with others is a character of human nature, and people must have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dvocating group nature rather than engaging in factional activities in pursuit of personal gains.People should focus on social value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vigorously promote people cultivation with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lofty ideals.In the modern society with pluralistic values,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reated by Confucius still has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　humanity view; Confucius; attributes of human nature; value orientation;

　　教人做人, 不能不研究人性。我国古人研究人性的内容十分丰富,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性”的本意。据梁启超考释, “性即生命”。何以见得?他从造字上论证:“性即‘生’加‘’, 表示生命的心理。”[1]就此可知, 中国古人研究人性, 直接着眼于人的生命, 特别关注于人的精神生命。例如, 人的德性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现就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 关于人性的生成、特质及其社会价值的论述略作阐述。

　　一、人性的生成

　　研究人性, 首先需要弄清楚人性是怎样生成的。《周易·系辞上》曾阐述了万物特性的生成, 其中也包括“人性”产生的道理。它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2]此处所说“一阴一阳”表述的就是现代哲学所说对立统一的观念, “道”, 则类似于“规律”。在一阴一阳规律的变化发展中, 凡是能够继续不断的、生生不已的、处在合理状态下的, 就是“善”。此处的“善”不同于道德意义上的“善”, 而是对事物合理性的概括。而且, 称得上“善”的事物, 都是可以继续不断发展的, 不然就不能称为“善”。一旦这种生生不已的“善”, 由渐变发生质变, 积淀成特定的物质时, 就构成了该物质特有的“物性”;如积淀成人时, 就构成了具体的、独特的“人性”。这就是所谓“成之者性也”, 人和万物的特性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万物特性生成的普遍规律。至于人类不同个性的产生, 也是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由渐变而至于质变形成的。

　　这种“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的观点, 使笔者联想到现代心理学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我国着名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编撰的《心理学大辞典》, 根据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3]293概念, 明确指出物种群体的共性与个性, 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积淀而成的, 与《周易·系辞上》的观点具有一致性。不过, 二者都没有认识到, 实践在人类个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人类进化的渐变与质变是形成个性的过程, 这一论断仍然具有合理性, 是可取的。

　　人性是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形成的, 人的个性也是不断变化发展而成的, 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论断。尽管它还没有揭示造成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 但已经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更值得重视的是人性与个性的生成, 完全没有神启的色彩。这可从《论语·述而》篇获得印证:“子不语怪, 力, 乱, 神”[4]71, 即孔子平常不讲四件事, 一是怪异的事, 二是暴力的事, 三是悖乱的事, 四是神道的事, 表明孔子不迷信。

　　西方古代文明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这曾是他们主流的哲学观。苏格拉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69年, 死于公元前399年, 虽略小于孔子, 大致也可以算是一代人。但是, 苏格拉底却坚定地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甚至认为神不仅安排了人的肉身, “而最最重要的, 是在人之中安排了灵魂, 这是人最优越的部分。”[5]孔子则迥然不同, 他不迷信神。杨伯峻先生曾记载《论语》一书中有17次使用“神”这个词, 不过都没有神秘的色彩。他总结道:“天神, 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古人所谓的灵物”[4]265。孔子从未说过人是神造的话, 而且将“人最优越的部分”———“仁”, 视为自身修养和学习的结果。这种平实的思想理念, 一直促进人们努力进德成才。

　　在《论语》中, 孔子直接谈到“人性”问题的, 仅见“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4]179一句。从哲学上说, 此处的“性”是“类”的概念, 即每个人都具有的人类的共性。就是这一论断, 揭示了人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即人性具有先天性与后天性的两重性, 这恰恰开启了研究人性的大门。

　　二、“性相近”的意蕴

　　孔子在论述人的先天性时很审慎, 采用的是“相近”一词, 这是说先天的人性具有一致性, 即凡是人都具有“类特征”, 否则不称其为“人”了;但是, 他却没有因此而否定人的先天性中还存在着差异性, 所以只说其“相近”, 而不是“相同”。孔子这简短的一句话, 体现了他对人性精辟的认识, 至今仍然颠扑不破。

　　在历史上, 人们从哲学思辨的视角, 对孔子“性相近”的论断都予以认可。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 他的论断进一步获得了科学研究成果的证明。多元智能理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之一。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于1983年提出来的。他确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这些 (指多种智能) 智能”[6]。这意味着, 作为正常的人 (即没有明显生理缺陷的人) , 在智力功能上绝对是平等的, 这无疑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诠释了“性相近”的合理性。

　　孔子提出的“性相近”, 为其推行“有教无类”[4]168的主张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直接冲击着西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制度, 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 它同“氏所以别智愚”相对立, 在宗法等级的樊笼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宣告教育不应是氏族贵族的专利。孔子又实行“自行束修以上, 吾未尝无诲焉”[4]66的措施, 保证了“有教无类”的实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7]是他实行“有教无类”的证明。孔门弟子的社会地位十分驳杂, 据《论语》记载, 颜回身居陋巷, 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仲弓的父亲是一个贱人;公冶长曾是犯人。《说苑》记载了子路食藜藿, 曾百里负米供养母亲;曾参亲自耘瓜, 其母亲手织布;闵子骞曾着芦衣为父推车。《吕氏春秋》又载子张是鲁之鄙人;颜涿聚曾作过梁父大盗。孔子的着名弟子中, 出身贵族世家的只有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两人[8], 最富有的是做过生意的子贡。可见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不是一句空话。

　　孔子实施“有教无类”、传播文化有两个值得重视的趋向。其一是播学于庶民, 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其二是“布学于四夷”, 促进了华夏先进文化的传播。就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论, 士早已有之, 西周的士是氏族宗法制度中的下级贵族, 是以血缘纽带维系的食“禄田”者。孔子的弟子以平民为主体, 他培养的士君子, 立身处世不再是凭借原有的血族关系, 而是依据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智能。他们是驰骋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 从他们之中分娩出了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构筑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成员, 也是新兴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孔子创办私学, 实施“有教无类”, 使当时的学术下至庶人, 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 对开发民智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并成为百家争鸣新风的导源。孔子大力推行“有教无类”, 不仅打破了氏族贵族对教育的垄断, 而且还适应了当时政治制度的变革。孔子之前的西周实施的是“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 它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 既是一种教育制度, 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西周时期的“教”, 是国之权柄;“师”, 则是国家的官员。私学兴起, 讲学兼议政, 是新兴地主势力抬头并参与国政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孔子以办私学为从政的手段, 这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 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动。近代有学者认为孔子办的是政治学校, 孔子创立的儒家是一个政治团体。总之, 孔子的私学是“干政”的, 这种见解符合历史实际。孔子不仅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而且以师生议政的方式, 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据朱熹考释, 季氏欲伐颛臾, 可能是由于孔子的教诲, 并通过孔门弟子冉有、季路的干预而未能实施。这说明孔子及其弟子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 并起过重要的作用。私学议政的传统, 孔子创之于前, 子夏仿之于后。子夏出仕魏文侯师, 也是弟子相随, 讲学、咨询、出使兼施。后代的墨家、法家莫不如此。足见, 孔子创办私学, 促进了士人参政, 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改革, 而且也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政主政的愿望, 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应充分肯定这一变革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孔子以“性相近”为依据, 高扬“有教无类”的旗帜, 在当时曾促进社会的变革, 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 我们的教育改革, 仍然需要高扬“有教无类”的旗帜, 推进教育公平, 这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有助于打破当前阶层出现固化的苗头, 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对缩小贫富差距、稳定政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习相远”揭示的内容

　　孔子所言“习相远”的“习”, 一是指人们现实的行为习惯和思想习惯, 这是人与人存在差异的具体表现, 二是指“习性”。“习性”的“习”, 用作名词, 类似现代心理学所谓的个性。“习”作为动词, 是指不断重复的实践, 可称为“习行”。从这个意义上说, “习相远”还揭示了形成人性差别 (“相远”) 的重要原因在于“习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实践在人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习”的两种诠释, 包含着孔子对人性认知的两方面内容。

　　(一) 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性

　　燕国材教授曾经指出:“完全可以断言, 孔子乃是我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具有丰富差异心理学思想的第一个教育家”[9], 而且“孔子的差异心理学思想确实要系统而深刻得多”[9]。这一论断符合实际, 孔子对差异心理有深刻的认识, 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 人在智力上存在着差异。孔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4]179的话, 翻译成现代汉语为:“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这表明孔子认为高贵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卑贱的人则是愚蠢的人, 而且这两类人是先天所决定的, 是不能改变的。这种观念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 则有其歧视甚至侮辱劳动民众的一面, 这是应该予以否定和批判的。如果剔除其中的阶级偏见, 不难发现这一见解揭示了人的智力水平存在差别。

　　第二, 人的能力存在差别。据《论语·公冶长》记载, 孔子曾对学生从政能力进行过分析:“由也, 千乘之国, 可使治其赋也”[4]43;“求也, 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 可使为之宰也”[4]43。无疑, 他认为求的治世能力比由要高。在孔门, 他认为“雍也, 可使南面”[4]53, 即冉雍具有帝王之才, 可以南面称君。足见他明显地将弟子从政的才能区分了等级。

　　第三, 人的性格存在着差异。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例如, “柴也愚, 参也鲁, 师也辟, 由也喭。”[4]114“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4]116“师也过, 商也不及。”[4]113等等。

　　第四, 人的志向也存在差别。《论语·先进》和《论语·公冶长》中关于孔门弟子言志的生动记载, 世人较熟悉, 暂不赘述。

　　第五, 人的专长存在着差别。《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对弟子的分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等等。

　　近年来, 燕国材先生除依据《论语》研究孔子差异心理思想之外, 还专门吸收了《孔子家语》的记载, 根据其中的“五仪解”“儒行解”等篇进一步补充指出:“在类型差异方面, 孔子考察了君子、小人类型差异, 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的类型差异, 儒者14类型差异等”;“在个别差异方面, 孔子分析了颜回等四人人格”, 并归纳了儒者14种人格类型。[10]

　　总之, 孔子对人存在差异的认识有着丰富的内容, 使他能够针对性很强地实施因材施教原则。尤为可贵的是, 孔子还将他对人的差异心理的认识运用到教育上, 取得了卓着的成效。着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经说过:如果教育学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 那么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11]

　　孔子正是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了人, 才成功地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了人。这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的教育精神。他倡导的“因材施教”原则, 符合现代社会个性化的、自我发展的要求, 有助于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二) 初步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习相远”中的“习”包含“习行”之意, 是指人反复进行的实践活动。孔子深知人的任何活动都不是孤立的, 影响人个性差异的环境, 既有自然环境, 更有社会环境。长期的熏陶感染必然起到塑造人个性的作用。因此, 孔子告诫弟子要以“里仁为美”, 要善交益友, 人往往是“习于善则善, 习于恶则恶”。总之, “习行”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对人个性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有高度的一致性。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 是对一切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不过, 马克思主义着作中并未记载有关实践的精确界定, 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对各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中体会到, 人的意识、思想、行为、习惯等等个性化的表现, 都不是主观先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孔子认为“习行”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的论断, 是合理的或者说具有朴素的科学性。

　　习以性成, 人必受教。更重要的是, 孔子以“习相远”为依据, 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教育对人成长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他实施教人做人提供了重要依据。孔子自己现身说法:“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4]70告诉学生他之所以知道如何为人做事, 不是先天生就的, 是他特别好向先辈们求教学习得来的。孔子的学生太宰曾问子贡说, 咱们的夫子是位圣人吧, 他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认为, 这原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的, 使他会这么多的才艺。孔子知道后, 感叹地说, “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4]87郑重声明他不是上天造就的圣人, 否定了天赋决定论, 而且告诉弟子们他的“多能”完全是后天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学习得来的。孔子一贯强调“学知”论, 认为人的智能是后天发展起来的。子贡多次发表议论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 都遭到孔子的驳斥:“圣则吾不能, 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则说:“学不厌, 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 夫子既圣矣。”[12]213上述对话, 都是孔子结合自身的经历, 阐述的学习的重要作用, 这一认识也得到孔门弟子的认同, 激励他们勤奋学习。

　　孔子还从反面警示人们, 不学习, 不接受教育的危害。例如, 他曾告诫性格顽劣的子路不学习的坏处, 给后学者留下了着名的“六言六弊”说。孔子深知子路有颗向善的心, 十分愿意拥有仁、知、信、直、勇、刚等美德, 但是, 他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修养成功。故而孔子十分耐心地提醒他, 光有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认真地学习, 接受教育。而且, 徒有美好的愿望, 如果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教育, 将会出大问题的。孔子一一为子路阐述道:

　　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4]182

　　孔子有关学而后成人的思想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大教学论》的作者夸美纽斯就说过类似的话:“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13]。一言以蔽之, 学习与实践活动乃是开发人的潜质和提高后天素养的基本途径。

　　四、“群性”的内涵

　　我国古人很少使用“社会”这一概念, 往往使用“群性”来表达类似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明确记载着“物以群分”的论断。中国古人所谓的“群性”, 类似西方国家所说的“社会性”。清末维新派的主将严复先后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着作。为适应我国传统思想的习惯, 他将“社会学”翻译成“群学”, 取得了会通中西的效果。

　　孔子十分重视人的群性, 他用“仁”来标识“人”, 不仅表达了仁爱的情怀,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真正的人性是在人与人和谐相处之中呈现的。儒家学者以“仁者, 人也”提示我们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仁”, 从字形上就是“人二”所合成, 说明“人”是具有群性的。动物也有群性, 不过, 动物的群性是其本能的表现。人却不同, “合群”是有意识的活动, 并根据需要组成不同的社群, 甚至突破血缘的界限, 形成部落等各种社群, 即社会。孔子关于人的“群性”是与其“仁”相匹配的, 标示出“物群”与“人群”的不同, 表明他在认识上已经实现了“人兽相揖别”。孔子高扬“仁学”, 认为“人”不能离群索居, 强调真正的“人”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心。这与中国古代的道家不尽相同。道家更关心个体的存亡利害, 而孔子倡导仁者爱人, 关怀他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

　　孔子关于人具有群性的思想, 最重要的例证见于《论语·微子》篇。据载, 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曾遇到两位名叫长沮和桀溺的隐士, 他们奉行的是道家出世自保的思想。这次对话堪称儒道之间的一次思想交锋, 表达了儒道不同的价值取向。隐士桀溺曾劝孔门师生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4]192孔子听到后, 很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4]192孔子的回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就应当与人合群, 这是人的天性, 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此处的“群”是类别的意思, 表明人与禽兽不是一类的。当然, 孔子区分人兽之别, 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水平, 但有其合理性, 是可贵的。其二, 人还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他本人身体力行, 坚守人的“群性”, 为改变乱世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不息。此外, 笔者还发现此处所言的“群”曾经被翻译成英语的“secularmen”[14], 即“世人”之意, 这就更能表明孔子所言人之“群”是具有社会性的, 与其他“物群”不同, 这属于他对人性的又一重要认识。

　　五、“群而不党”与“群学求义”

　　孔子并未简单笼统地倡导群性, 他曾审慎地指出:“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4]164亦是说, 君子庄重而不争强好胜, 合群而不结党营私。有道德的君子是自重自爱的人, 他们合群是出以公心, 是为团结大家为共同的利益奋斗, 而不是拉帮结派以谋个人的私利。在古代“党”不同于现代社会所说的“党派”。古代的“党”字有两个含义:其一, 是一种行政区划的单位。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 “五族为党”, 也就是《释名》所说的, 五百家为一党。其二, 繁体的“党”字“党”, 是由一个“尚”字和一个“黑”字所组成, 它的本义是指非公开、暗地里私下的活动, 是贬义的。例如“朋党”, 在古代就不是君子所为。孔子将合群与结党营私相区别, 是很有见地的。中国古代以家庭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位, 同宗、同族的意识十分强烈。这种意识尽管曾对社会的生产、生活发挥过积极的组织和教化作用, 但是, 其狭隘性、封闭性和等级性, 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由此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 更是压迫人民群众的枷锁。在今天, 结党营私则是宗法制度的遗毒, 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孔子在宗法社会的环境下, 能够将“合群”与“结党”相区别, 倡导“群而不党”, 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与远见。在今天, 我们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 与孔子“合群”的主张是一致的, 我们整党肃纪, 同样需要反对宗派活动、“山头主义”, 仍然需要重申“群而不党”!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及私学, 都具有群学、群议的特点, 可以称之为“学习共同体”, 并因此开创了我国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应当指出的是, 他倡导“群学”是为了达到“求义”的目的, 帮助大家学做一个有道德的、有利于社会的人。因而他批评“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4]163的行为, 指斥这些人“好行小慧, 难矣哉!”[4]163表明他倡导群学群议的目的在于推行道义, 改良社会。在互联网时代, “群”已网络化, 网群的信息量非常大, 我们应当遏制“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的歪风, 更重要的是应当弘扬孔子“群学求义”的思想, 运用网群建立学习共同体, 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

　　六、“群性”与“个性”的关系

　　孔子反对离群索居, 倡导“合群”。可贵的是, 他并没有以“群性”来否定人的“个性”, 相反, 他对个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而且十分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孔子关于“习相远”论断的内涵, 就包含着丰富的个性差异的内容。不过, 孔子对人个性发展方向的关注, 与西方国家的传统不尽相同, 西方国家更多的是重视人的个性自由, 而孔子则更强调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操守。他认为“三军可以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4]93, 这是说, 拥有三军的统帅是可以被更换的, 而一个普通人立定的志向却是他人无法剥夺的, 极言个人意志的坚毅性, 足以超越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孔子曾告诫弟子们:“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4]161一个以实现仁德为志向的人, 绝不会因贪生而丧失志向, 只会以牺牲生命来坚守自己的信仰, 成全仁德。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 倡导“舍生取义”, 大力提倡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张岱年中肯地指出:

　　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压迫之下, 人民的主体意识受到严重的摧残。虽然如此, 一部分知识分子, 一部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仍然坚持争取人格独立的斗争。每一个朝代, 都有“特立独行”的人, 都有“以天下为己任”对不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人。这些情况, 官修《二十四史》中也都有所记载。[15]35

　　孔孟大力倡导独立人格的思想, 培育了中华民族刚毅自强的精神, 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始终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但是, 有人认为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虽然是可贵的, 但却是遗弃了人的“个性”, 成就了人的社会性, 认为孔子的思想中没有个性的地位。那么, 什么是个性呢?我国着名心理学家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 对个性有如下的阐述:

　　个性 (personality) 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 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 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的整体。……在个性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东西, 如理想、信念和世界观等……[3]225-226

　　孔子有着宏大的教育抱负, 志在培养堪当大任、拯救乱世的人才, 这就不能不紧紧抓住“个性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东西”———独立人格的教育。至于儒家成仁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否是对个性的摈弃呢?马克思对“自我牺牲”与个性的关系早有论述, 他认为:“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 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16]成仁取义恰恰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个人自我实现”, 即个性的典型表现。

　　个性与群性都是人类的天性, 但是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认识和处理二者关系上始终存在不同的流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其核心价值观主张群体利益至上。发展个性, 儒家称之为“修身”, 目的在于帮助每个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故大力倡导君子应当“修己以安人”[4]156“修己以安百姓”[4]157, 这表明提高个人修养的目的是为了群体的利益, 即“安人”和“爱民”, 这种关心他人, 特别是关心民众安危冷暖的情怀是可贵的、令人钦佩的。儒家个人修养的内容, 也是围绕群体建设的需要而设置的。例如, 曾子一日三省的内容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4]3其中“为人谋”和“与朋友交”都是要求自己对他人做到诚信。因为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诚信, 群体才有凝聚力, 故而诚信便成为曾参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但是, 孔子从来没有忽视人的个性差异, 只不过, 他是以群体利益作为个性发展的价值导向, 在很大程度上使个性发展既成就了个体的生命价值, 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就个性与群性关系而言, 人们大都发现儒家与道家有所区别, 有的学者认为道家属于“个性文化”强调个性自由;儒家属于“群性文化”[17]。张岱年先生对此曾公允地指出, 二者是异中有同, 或同中有异:

　　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 大都受过儒家的教育;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大都受过道家的影响。这也证明,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体系都包含有肯定的“人的尊严”“独立人格”以及“个性自由”的思想观点。道家哲学是消极思想, 但其中含有对于君权的批判。儒家是承认君权的, 但也不同意个人独裁。儒家虽然具有保守倾向, 但也含有宣扬积极进取的思想。这些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 都是应该注意的。[15]35

　　“这些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 恰恰表明我国古代思想界有着丰富的“人学”资源, 需要我们深入探究。

　　孔子坚守人的群性, 注重培养独立人格的个性, 在教育上首创因材施教, 兼顾了人的个性与群性 (即社会性) , 顺应了人性的特质。同时又以人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领个体的个性发展, 这种质朴的辩证观是难能可贵的, 在价值多元化的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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