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今天，保护环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切切实实地被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会有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常好的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建设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刑法的原因。作为我国最严厉的法律，《刑法》将规范每一种环境污染犯罪的判定以及相关的处罚。

　　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希望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强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但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至于各项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得到法律制裁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却很少。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环境污染刑事立法都应该尽快完善，执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一、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现状

　　环境进入立法内容是在1979年的《刑法》，其中第一次涉及到了环境犯罪相关的规定。由于环境犯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因此1979年的《刑法》并未起到规范环境犯罪的作用。直到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再次确定了《刑法》的决定，在新《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增加七条和两项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刑法》，此次主要针对环境犯罪中的一条，即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

　　(一)环境犯罪归罪原则不合理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规则采用过错责任归罪原则，而国际上采用的犯罪归罪原则是危险恐惧感原则，即如果环境法律关系人在利用、开发或使用环境时未能消除危险恐惧感，就应该承担罪责。相较于国际通用的环境犯罪归罪原则，我国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归罪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环境犯罪作为一项特殊的罪行，犯罪客体不具备人为思考能力，一但环境遭到破坏将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无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归罪，这也是我国环境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相关法律学者对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归罪原则进行调整，有学者主张将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犯罪归罪原则，但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准确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犯罪的标准，遭到一部分人反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从《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得知，我国环境犯罪罪名有九

　　种，虽然涵盖所有环境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罪名仍然比较模糊，主要集中在两点：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划分;量的界定。环保部在2011年5月31日《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并列明了阶段目标：“2011-2012年为探索试点阶段。2013-2015年为重点突破阶段。2016-2020年为全面推进阶段。”但是对照该《若干意见》，发表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到2016年以后，这意味着，环境污染罪的犯罪结果仍将处于无法确定状态。

　　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罪名的界定来看，《刑法》缺少对量的界定。对什么情况下算重大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小的污染事故就不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均没有明确界定，将会对已经出现的犯罪行为增加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法律失去公平效益。

　　三、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角度

　　法是根据人的中心价值来判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环境犯罪脱离了人与人的行为界定，无法依据环境本身来界定犯罪的行为，由于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人类利益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环境犯罪无法在短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长期会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目前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立法是以人类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而事实上环境犯罪的对象是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界本身，结合我国其他立法行为，环境犯罪立法需要转化立法角度，从环境破坏本身制定相关规定。

　　转换立法角度首先需要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在立法意识上进行转变，当人们意识到环境犯罪立法的根本在于保护环境，规范人类行为，阻止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后，立法的角度就会出现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容和本质的改变。

　　(二)统一罪名认定标准

　　从目前来看，统一罪名认定标准要从《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入手，细化环境犯罪认定，将任意一种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作为单独的一项制定。例如水污染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属于犯罪行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分析，水污染犯罪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化，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立法内容。不仅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破坏深林植被等都可以独立立法。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应该独立出来，单独立法，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判定。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进程，环境犯罪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对于国内的情况，国外很多国家立法已经非常完善，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可以对其经验予以借鉴。

　　(三)弱化行政从属性

　　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就是常说的典型的法定犯。从环境犯罪罪名实施以来，存在环境犯罪缺少判断依据、环境犯罪难以取证的问题，应该考虑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为从立法罪状设计上，环境犯罪罪状设计多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也就是认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行政法规的介入。因此，很多学者将环境犯罪视为行政犯并具有行政从属性，但是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将环境犯罪具有的行政前置评价特征理解为环境犯罪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从属性，后果在于，不仅从理论上降低了环境刑法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使环境刑法学沦为环境行政法规的附庸，而且极大压缩了环境刑法学的适用空间，使得很多本已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被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处理，在事实上导致环境刑法被架空。尤其是当行为人按照行政法规的要求或者经行政机关许可后实施某种行为，但却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发生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定性的困难：如果仅仅认定为环境违法或者意外事件，无疑有轻纵犯罪的嫌疑;但在行为人没有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又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环境犯罪。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有效做法只能是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四、结语

　　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中心构建的，但由于整体刑罚偏轻，不仅没有有效地实现预防环境犯罪的设想，还导致被破坏的环境资源无法及时恢复甚至遭到永久性破坏。鉴于此，有必要在环境犯罪中增设相应的资格刑，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环境损害。因此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刻不容缓，重刑治理环境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