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它们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的伟大作品。新时期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此文学论文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的历史进程，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的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延传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萌芽、兴盛、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留下了众多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不随时空迁移而变化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欣赏领悟、转换重塑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品格。本文从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的相关问题。

　　

　　一、经典的概念、特征

　　

　　一直以来，文学经典的定义和解读都存在着另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模糊。其中一种完全否定经典、消解大师，而另一种则试图重释经典，寻找大师。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对经典的解读上存在一系列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的和本体的又是发展的和开放的；既是适应整体的又是满足个人的。两种倾向都具有片面性、绝对性和盲目性。经典虽然难以给予精确具体的界定和定义，但它既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也同时存在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其特征包含以下三方面：

　　

　　（一）经典本体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性解读的结合

　　

　　经典是作者根据个人的世界观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它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原创性的表达，同时它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与当下的意识结合，又会在对经典的独特阐释和传播中产生持久的震慑力[1]。经典既不能脱离文本自身的原创性和历史特征，也在不同时代的解读中不断定位、重塑，这也促进了真正的经典在延传中变异衍生、长存不灭。

　　

　　（二）经典的存在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特征

　　

　　经典是个人精神世界与艺术原创的结合体，既能反映个人的心声也能体现特定时代公众的话语，因此，它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表达。而在对经典进行阐释时，个人的、感性的和无意识的解读使经典具有了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使了不同时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深层沟通，也因此让经典出现“共鸣”的效果，进而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


       （三）文学经典的延传具有恒久性文学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它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保留下的伟大作品，对经典的研究必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二、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

　　

　　（一）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五四时期中国文人从形式上、知识论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构建起了一个既与中国传统旧学体系截然相反，又不同于纯粹的西学的开放的、多元的新知识系统。这个新的知识系统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在文学探讨和创作方面，现代意识开始出现。

　　

　　（二）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新的意识形态系统

　　

　　血缘基础上的宗法体系的崩塌，随之个体独立价值被实现，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由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和中华民族的救亡，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开始出现。

　　

　　（三）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新的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建立，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出现，经过人们审美取向的更新，中国旧的程式化文学套路开始被舍弃，新的美学原则促进了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赞誉和接受性的评价。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既包括新经典文本的创作，也包括对这些作品的接受[3]。

　　

　　三、多维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

　　

　　（一）革命与审美的关系

　　

　　经过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价值和审美的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得以诞生。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普遍从革命与审美的双重架构中展开，在此期间，鲁村的作品先被批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从革命出发进行阐释，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左翼文学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水平上互相攻击批判，争夺文学经典在确认和解读上的话语权[4]。到四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革命性成为文学经典确认的显话语，鲁迅、郭沫若的第一代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被从革命角度阐释，并在这种阐释维度的影响下，诞生了茅盾的《子夜》这样的第二代文学经典和以《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经典。尽管审美在革命性的约束下，逐渐不被重视，但仍然有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样坚持文学独立审美品格的作家。而巴金、老舍等的作品对革命性与审美的把握恰到好处，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又避免了不被认可的跌宕命运。

　　

　　（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民族化更关注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对现代化的弊端和不足十分敏感。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相反相成”态度，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体现为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既讲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又吸收了西方意象派的象征手法和以老舍、沈聪恩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经典。总体来说，在此期间单纯的现代化、西化作品逐渐消失，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经典主要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作品，体现了民族化涵盖现代化的审美精神。

　　

　　（三）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相比于西方而言，缺少本土资源的支持，新文学虽然相对于旧文学大众化程度得到空前提升，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大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教授、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文学确立的话语权[5]，因此，大众化和精英化的悖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普遍存在，即都承认大众化的方向，并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在不知不觉中精英化越来越得以显现。

　　

　　四、结语

　　

　　此篇现代文学毕业论文意在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革命与审美、民族与现代和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中经过不断异化、遏制、幸存直至改革开后得以重构、发展并繁荣，它的诞生与延传是时代精神、传统文化、文学审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1(4):103.

　　

　　[2]张惠玲。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J].山花，2014,(12):151-152.

　　

　　[3]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J].文艺研究，2006,(7):2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