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日趋“史学化”

　　最近几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步步被压缩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又通过一系列“向外转”的操作(人们总还记得20世纪80~90年代“向内转”的文学理论)，进一步从“内部研究”彻底转到主要着眼于历史的“外部研究”，似乎这才脚踏实地，有点“真正的历史研究”的模样了。这就好比在“红学界”，老老实实研究小说《红楼梦》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从小说《红楼梦》跳出去，研究作者的家世生平、时代背景、版本源流，甚至研究小说所影射的清代政坛的秘辛，才算有学问。

　　这是90年代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普遍趋势，姑且称之为“由文向学”或“由文向史”，即不管是放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改造和提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努力靠向“真正的历史研究”，总的思路无非是认为文学研究本身不算学问，非要放弃文学研究，或者对文学研究来一番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够资格的专门“史学”，这才有希望上升到“学问”“学术性”高度，和其他史学研究平等对话、知识共享。

　　上述观察可能很不全面，但这个趋势基本上有目共睹，或许是思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全部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过于倚重“外部研究”

　　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不能不首先想到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一些致力于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学者也确实喜欢引陈寅恪为有力的援助，比如王彬彬教授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提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就反复举陈寅恪为例。但有了这个参照，恰恰也更容易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在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虽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由文而学”或“由文而史”的改造与提升，但毕竟大多数学者的主业在“文”而不在“史”，所以史料的搜集、甄别和解读皆甚感吃力，同时“文”这一面往往又不能兼顾，以至于出现“有史而无文”的偏枯。许多本属文学的问题轻易被取消，以为可以转换和消弭为历史(主要是政治史)。似乎一旦讲清楚了某个政治史的关节，文学问题就迎刃而解，或者干脆不在话下了，结果历史问题的考索既不清楚，原本要解决的文学问题也被搁置一边。比如，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晚期杂文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批评?一些研究者从民国史角度出发，挖掘鲁迅当年很难知悉的国民党上层对日谋略和国共两党复杂关系的诸般细节，从而得出鲁迅的批评不得要领的结论。姑且不管这个结论是否可靠，能否据此解决鲁迅晚期杂文的全部问题呢?显然不能，因为鲁迅晚期杂文之得失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今学者所追认的“政治正确”。关于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与苏联的关系，都存在类似的偏颇，即以实际上并不能成为定谳的零星考据和后人眼里的“政治正确”充当文学史评价的唯一标准。

　　对柳青《创业史》的评价也有类似的问题。目前通行的观点是在否定柳青的合作化主题与阶级分析方法的前提下，承认其丰富的生活细节和传神的人物，甚至认为其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也被合作化主题和阶级分析方法系统改造和扭曲过了。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柳青对合作化运动一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满毛泽东1956年批邓子恢“小脚女人”，一窝蜂地搞高级社，违背了1953年毛亲自制定的相对务实和稳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不仅如此，柳青与这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的潮流也都是格格不入，正是这种异端思想带来了《创业史》第一部的辉煌，也使得《创业史》后续的几部迟迟不能发表。这两种观点都着眼于历史，针锋相对，但思考方式非常接近，都是用优先考虑“政治正确”的所谓历史研究来取代文学研究，都认为柳青是一位令人遗憾的被糟蹋的天才。《创业史》成功，只能归功于柳青在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创业史》失败，也只能归因于柳青在政治上的赶潮流。总之作家完全被外在政治历史所决定，判断《创业史》的成败，只要看柳青在政治历史中的表现就可以了，小说本身是不值得深入研究的。

　　看来，如何在“由文而学”“由文而史”的同时保持文学研究的一些看家本领，真正自由地“出入文史”，作出精当的“诗史互证”，应该是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标。

　　王彬彬教授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强调“互动”，希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真正能够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不是一边倒，以历史研究完全取代文学研究。他还特别为此批驳了《陈寅恪评传》作者、历史学家汪荣祖对陈氏“诗史互证”的误解。汪荣祖说：“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与正统诗评家有异。”王彬彬认为：“陈寅恪的以史证诗，出发点固然主要不在诗的艺术价值。但是，如果认为以史证诗，全然与对诗的审美鉴赏无关，全然无助于对诗的艺术价值的评说，则又是颇为谬误的。实际上对文学的‘内容’‘真相’的了解，与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往往是相关联的。对其‘内容’‘真相’的了解越准确，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就越到位。陈寅恪在以史证诗时，也决不只是‘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他常常在指出某种史实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引伸到对诗的艺术性的评说。”这个批评很有道理，道出了“史诗互证”的真相。或许也正是有感于此，洪子诚先生坦言，“从内心上讲，我很讨厌这个问题(按指他本人提倡和擅长的“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有时候会觉得离我想象中的‘文学’很远”。洪先生一直感到文学史的“文学”与“历史”界线不好划定，“文学史到底是‘历史’，还是‘文学’”，有时还真不容易说清楚。他把这个问题概括为“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史之争’”，“‘文学’和‘历史’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方面。按照一般的要求来说，历史研究带有一种刚才说到的‘真实性’或‘可检验性’，但是文学本身的阐释更多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这两者怎么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尽管有这种困惑，洪先生还是采取了他所说的文学史研究的第一种“趋势”，就是“把它成像‘历史’，关注演变过程，关注事实的联系，而且更多地强调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重视外部因素对文学事实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偏重于这些“外部因素”，具体说，就是“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这确实是过去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严重忽略的方面。该书揭示的中国当代(尤其50~70年代)文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细节极其丰富，其多方面的创见、突破和对青年学者的引领之功都显而易见。但姑且勿论“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是否真能说清楚，即便乐观地估计这项工程最终能够发表，文学史的主体部分也未必能水落石出。所以，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仍然留下许多空白，作者花了太多篇幅处理“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留给作家作品的篇幅自然就很不够。在丰富的“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的知识背景下，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作家主体被决定的命运。洪先生十分注意的作家“身份”在他笔下几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即从精神体验、反抗和创造的主体转变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作家的社会活动、社会交往、文学论争、文坛际遇始终被放置在文学史叙述的前景，洪先生引用过的普鲁斯特所谓跟作家日常身份不同的真正创造出作品的另一个身份，亦即经常处于自我否定自我创造状态的那个相对比较隐秘的想象性的“自我”的精神流变史，不得不大受压抑。

　　洪先生对此也颇感困惑，但他清楚地意识到首先还是要梳理清楚文学史的外部环境的问题，至于作家作品内部存在的那些更隐秘和“神秘”的因素，应该在此之后予以考虑，“如果我们完全接受‘新批评’的观点，那实际上可能就没有文学史，或者文学史成单独的文本阐释的组合。过分地强调作家的独创性，作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这种文学史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很可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流水账’”，“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来试试看，试试看这种强调‘独创性’‘文学性’标准的文学史，会暴露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其实，中国并没有由“完全揭示‘新批评’的观点”成的文学史，但任何一个对过去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稍有接触的人都会赞同洪先生这个说法，因为过去流行的文学史普遍地无力处理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故而不得不把重心放在文学创作的“‘独创性’‘文学性’标准”上，因而部分地暗合了后起的“新批评”。这确实是洪先生对文学史的老问题的切中肯綮的批评，但他又承认，“像我那样的挖空心思，为每个作家设计一个座位，这也反过来证明，文学史有时是多么乏味，多么没有意思”。这是洪先生在解决文学史老问题时遭遇的新问题。

　　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是否非要变成韦勒克所说的“外部研究”才算真正达到了“史”的研究水平?包括文学在内的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果真完全受制于我们共同经历的可见的“外部”历史吗?共同经历的可见的“外部”历史极容易被遮蔽，“外部”历史的发掘工作因此极其艰难而珍贵，但因此就应该压抑那相对来说不可见的同样容易被遮蔽的“内部”历史吗?除了洪先生所说的缝隙中偶尔仅存的一些“‘自由表达’的可能”之外，“内部”历史是否完全就受制于“外部历史”?“外部”历史难道不也是一种被决定的主体活动的结果吗?那么决定“外部”历史的除了文学之外的社会政治，作家和同时代大多数国民的“主观内面生活”是否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呢?抑或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外部”和“内部”压根儿就是一个存在的两个面相，之所以被区分为“外部”和“内部”，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善于一眼看出二者的血肉联系?洪先生敏锐地提出过，“中国当代作家艺术的普遍衰退，跟外部环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到环境归到外部压力上，在作家的心性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上，或者说‘内部因素’上，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既然这样，那么作家主体，包括整个“文学场域”的主体性参与者，他们的“主观内面生活”的重要性真地逊于“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诸如此类的“决定”文学史进程的“外部因素”吗?

　　这样的追问或许又会迫使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普实克和夏志清的那场争论所涉及的一些列问题，或者从他们的问题再出发，将文学史的“内”和“外”两个问题真正糅合起来加以思考。而能否开展这样的工作，关键还是要看文学史研究者能否紧紧抓住文学史参与者“主观内面生活”这个中介，也就是“人”的因素，因为说穿了，“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这些“外部因素”如果真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对文学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那这种“决定性影响”最终仍然要落实为文学史中一个个具体参与者的行为和意愿。如果一切都被“外部因素”决定好了，那么这样叙述出来的文学史最后究竟要诉诸怎样一位不可知的“决定者”和怎样一双“看不见的手”呢?既然文学史始终由这些“决定者”和“看不见的手”在，那么作家、批评家、文学机构的组织和领导者、普通读者的思想、情感、想象、下意识、梦幻、选择、意愿，以及包含所有这些内容的个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呢?一部完全不诉诸个人主体性的“被决定”的文学史，意义何在?

　　以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文史关系

　　所以我觉得，与其推崇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倒不如重新审视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论说，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论著所显示的堪称经典的文学史描述方式，即以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目前的状态来看，最大的问题还是“作家缺席”。不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没有列出作家们的生平活动、作品和创作谈，也不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不曾致力于给一个个作家安排适当的文学史位置，而是说都不曾像鲁迅那样，对于作家，无论他们处于怎样的思想文化潮流，无论受到怎样的“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无论出了怎样的作品，都能“秉持公心”，画出他们在这些复杂环境和过程中所显示的心态和灵魂的本相，如鲁迅对“魏晋名士”、明清小说作者、才子+流氓的“革命文学者”的心态与神情的描摹。这样的描绘，才是有血有泪有哭有笑的活的文学史，即使到头来仍然是被决定的，至少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史是通过怎样的主体遭际而被决定着。目前一些现当代文学史著作最大的遗憾就是仅仅告诉我们，无论现代还是当代作家都是被决定的，文学史主体不是作家，而是决定作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商业手段。现当代(尤其当代)作家在这种姑且假定是真实的被决定状态下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文学史家都还缺乏力透纸背的描绘。

　　当代文学史的读者最不好理解的，是那些从“现代”跨入“当代”的作家们的创作和人格为何出现那么巨大反差。如果完全推诿给起“决定性影响”的外部因素，那么文学史家至少也应该合情合理地描述出这些作家在被决定状态下怎样一步步发表思想、人格和创作上的改造，否则读者就只好像当年郑振铎先生那样奇怪阿Q竟然要革命，人格上先后似乎是两个人了。当代文学史家们能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作家从“现代”跨入“当代”之后出现的巨大反差尽管使得他们在外表上似乎判若两人，而实际的思想变化还是有迹可循，就像鲁迅当年负责地告诉郑振铎，革命前后的阿Q在人格上还是一个?

　　这绝不是说，要取消或弱化对于“文学制度与生产方式”的研究，取消或弱化包括对于文学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研究，取消或弱化对于重要作品的细读，而是说，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要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于真正可以和作家主体的心态沟通，看到作家主体在所有这些方面所呈现的精神活动的丰富内容。鲁迅分析“魏晋风度” 主要只是告诉读者“名士”们的作品为何显得“清峻，通透”和“华丽，壮大”，“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真实心态是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整天喝酒吃药，有人喜欢“扪虱而谈”，或者一生气就拿着宝剑到处追杀苍蝇。文学史研究在别的方面做得再好，倘若缺乏这副笔墨，就是“明乎礼仪而陋于见人心”，画龙而不能点睛。但怎样才能知道“被决定”着的作家的真心?既然可靠的文学史材料多半来自“决定”文学史进程的“外部因素”，那么即使有“鉴别灵魂”的文学史家站出来，让他从哪里去寻找可以见出作家们真心的材料呢?依靠极少数较能披沥真心的“潜在”?依靠年代难以确认的“抽屉文学”?还是老老实实以公开发表的作品为材料进行正面强攻，或者避开正面，从可能存在的文本缝隙中抓住偶尔漏出的一点光亮?但这样出来的文学史又将呈现为怎样一种形态?“文学史”所治之“史”究竟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被叙述出来的?它所提供的历史“知识”究竟能否和其他人文历史学科对话和共享?这些问题恐怕还要一直存在下去，不断挑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