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的作品大多带有深刻的犹太烙印, 而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则以一系列极富乡土气息的作品闻名。虽分处不同时空, 二者的风格与内容却遥相呼应。以《犹太鸟》和《透明的红萝卜》为文本, 通过探究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 对比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 并揭示两位作者对苦难主题的感悟以及对爱与美的追求。

　　关键词：　《犹太鸟》; 《透明的红萝卜》; 苦难; 美善;

　　伯纳德·马拉默德 (Bernard Malamud) 是美国20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犹太作家之一, 1963年他的短篇小说《犹太鸟》 (The Jewbird) 发表, 讲述了一只名叫施瓦茨 (Schwartz) 的犹太鸟为逃避反犹分子的排挤和压迫, 向美国犹太人科恩一家寻求帮助, 尽管犹太鸟对这一家尽心尽力, 然而科恩却并不欢迎它, 对他百般逼迫甚至最后虐待致死的故事。《犹太鸟》反映了马拉默德“人人都是犹太人”的思想, [1] (P39) 是其创作中期一篇优秀的寓言小说。

　　莫言是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瑞典文学院对他高度评价:“当代人类的文学事业在莫言作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主要讲述文革时期一个饱受苦难沉默寡言的小黑孩亦真亦幻中将一根普通的红萝卜看成了美丽透明的红萝卜的故事。一经出版, 立刻为莫言赢得如潮好评,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认为:“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在叙事方法上不像同时代国内作家那样深受西方影响, 他采取了本土化的叙事方式, 同时具有意向的独特性。这些特点被莫言坚持至今, 成为他获得诺奖的缘由。”[3]由此可见, 这部作品可谓是莫言的文学起点, 对莫言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马拉默德和莫言国别不同, 《犹太鸟》与《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时间前后也相差数十年, 彼此在创作方面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不难发现两者存在着相似性, 这些相似超越时空, 遥相呼应:两位作家各自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主题的多样性, 他们对自身民族命运的关切又使得两部作品都浸润着浓浓的民族关怀, 在展现东西文化各自魅力的同时, 又共同讴歌了苦难中人们对美善的不懈追求。

　　一、神貌兼似的人物塑造

　　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小说主题表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位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无论是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命运, “反面角色”无情的压迫, 还是女性角色的帮助与安慰, 这些都极具偶合性, 充分反映出两位作家对人类社会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深入的思考。

　　(一) 无根的漂泊者——施瓦茨和黑孩。

　　居无定所是主人公的共同特点。《犹太鸟》中施瓦茨是没有根的漂泊者。科恩曾经问他在做什么, 施瓦茨回答说他在逃跑, 逃离排犹主义分子的追赶。在施瓦茨口中, 他有个亲戚, 可是现在并没有和他在一起。施瓦茨没有根, 只好到处漂泊, 默默忍受与亲人分离的命运。而忍受这样命运的不只施瓦茨一个, 从犹太人过去的经历可以看出, 在大屠杀中无数家庭破裂, 家园被毁, 曾经的亲人或惨遭杀害或不知流落何方, 漆黑的窗外不知还有多少鸟儿在忍受着流离之苦, 正如千千万万犹太人在风雨飘摇的大屠杀中居无定所, 担惊受怕。

　　而黑孩同样也没有根。他虽然有家, 可是他没有亲妈, 亲爹下了关东后杳无音讯, 只有一个后娘, 而后娘一喝醉酒就虐待他。小说只描述过一次他回家的样子:“他翘腿蹑脚地进了家门…向屋内溜去...取完锤子又悄悄地溜出来...匆匆地向村后跑去。”[4] (P66) 一连串动词将黑孩对家的担惊受怕之情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他对家并没有归属感, 反而因为害怕后娘的虐待, 逃一样地逃了出去, 像施瓦茨一样, 他们都是苦难的承受者, 漂泊无依。而黑孩只是万千这样的儿童中的其中一个, 是那个特殊时期一个受害者群体的缩影。马拉默德和莫言通过两个居无定所的主人公, 再次对历史上大屠杀和文革给个体带来的灾难进行控诉, 同时又对这些受害者寄以深深的同情。

　　(二) 同族的压迫者——科恩和队长。

　　除此之外, 两部小说中都存在着给主人公带来苦难的压迫者, 而这些压迫者都是主人公的同族同类。《犹太鸟》中科恩把施瓦茨看做眼中钉, 处处虐待他。科恩与施瓦茨同为犹太人, 同族之间理应相互帮照, 然而科恩对待施瓦茨的态度却连陌生人都不如:科恩厌恶他的意第绪语和不连贯的英语, 厌恶他的宗教行为和生活习惯, 甚至将他折磨致死。这种虐待实则揭示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犹太人内部的反犹情绪。他的这种反犹情绪是意欲和边缘化群体以及曾经的自己划清界限的表现, 科恩一家住在美国, 如果他们想要和美国社会同化, 被主流的价值观所认可, 就必须竭力地在语言, 行为, 观念上都保持一致;并在内心树立对边缘化群体的优越感。因此, 科恩努力想让莫里上常春藤大学, 希望他适应美国新教上流社会中普遍的价值观, 获得成功的保障;科恩厌恶施瓦茨, 毫无理由地看他不顺眼, 也是想要建立内心的优越感, 表明“我和你不一样”。本是手足同胞应当相互担待, 但实际却相互欺压迫害, 通过塑造科恩这一形象, 马拉默德出他对犹太人内部反犹情绪的无奈、痛惜、批判之情。

　　《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压迫者是生产队的队长和主任。他们是黑孩的长辈和同村人, 本该对历经苦难弱不禁风的黑孩心存怜悯, 然而在文革的大环境下, 他们的关注却只集中在生产力上。刘副主任第一眼看到黑孩时呵斥道, 这也算个人?你能拿动锤子吗?小说最后队长发现黑孩拔出了未长成的萝卜, 满脸杀气, 对着他的屁股狠踢一脚, 又给了他一耳巴子, 甚至把黑孩的新褂子新鞋子大裤头子都剥下来, 全然不顾黑孩的健康和尊严, 一个严苛暴虐的生产队队长形象跃然纸上。畸形的生产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爱的缺失, 对遭受苦难的个体不置只言片语, 效益成了连接人们的唯一纽带, 这种现象令莫言心酸。小说最后, 老头子看着这个一丝不挂的男孩, 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老头子的泪其实也是作者的泪, 饱含着对苦难的同情, 对压迫的无奈, 对现实的伤感之情。

　　(三) 温柔的安慰者——伊迪和菊子。

　　虽然故事的背景不尽相同, 但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具有相似的特质, 她们以温柔的安慰者的形象出现—伊迪和菊子姑娘。伊迪是科恩的妻子, 与科恩不同, 她始终对施瓦茨抱有善良友好的态度。她劝科恩留下施瓦茨, 后来又偷偷买鲱鱼片给施瓦茨改善伙食, 并耐心地开导他要忍耐。她也懂得感恩, 莫利的成绩有了进步, 她把这归功于施瓦茨。施瓦茨也很敬爱伊迪, 常常和她交流, 向她倾吐内心的苦恼。随时间推移, 伊迪友好的态度愈发明朗, 十分耐人寻味的一点便是她对待反犹分子称呼。当一开始问道是谁在迫害施瓦茨时, 施瓦茨回答, 反犹分子 (Anti-Semeets) 。一家人反问, 反犹分子 (AntiSemites) ?其中包括伊迪。但最后当他们发现施瓦茨的尸体时, 莫利问, 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 施瓦茨先生?这时伊迪回答的回答是, 反犹分子 (Anti-Semeets) 。她没有采用第一次时被同化的美式发音和拼法, 而是用本族意第绪语的发音方式回答了莫利的问题。[5]此时在伊迪心里已经没有了反犹之说, 她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融入美国社会的优越群体, 而是清楚地意识到她和这个死去的鸟儿本是同族同脉, 他们都是犹太人, 没有所谓内部的反犹情绪可以将他们分割开。至始至终伊迪都是温柔的看护者, 或出于女性天生的善良, 或出于内心犹太意识的觉醒, 她在以自己的方式分担施瓦茨的苦难, 给与他生存的力量。

　　《透明的红萝卜》中, 菊子也是这样一个帮助者的形象。她善良贤惠, 富有同情心, 在别人都觉得黑孩诡异时她挺身而出, 帮助黑孩做好工, 给他带好吃的, 以一种自然的爱温暖眷顾着黑孩。黑孩从小生母去世, 又遭继母虐待, 内心母爱以及人与人之间关怀的缺失, 使得黑孩对菊子姑娘产生了莫名的依恋。可以说菊子的出现不仅使黑孩终于吃上了好吃的, 得到了身体上的滋养, 更使得他懂得了爱和关怀的感觉, 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莫言以细腻的笔触将女性的特质描绘出来, 给这个被苦难充斥的艰难时期投下一束温暖的人性光辉。

　　二、殊途同归的苦难主题

　　除了人物塑造上遥相呼应, 这两部作品在主题上也高度契合。苦难是人类文学永恒的主题, 《犹太鸟》和《透明的红萝卜》这两部作品对苦难着墨颇多, 两位作家都善于通过如饥饿、监禁等意象来深化苦难主题, 增加艺术感染力。

　　(一) 饥饿。

　　饥饿的意象在《犹太鸟》中十分明显。文章一开篇如此施瓦茨:“那只瘦骨嶙峋的鸟儿。”[6] (P237) 刚到科恩家的时候, “它即使不在科恩的肥美的羊排上啄上两口, 至少也落在他的餐桌上, 就在菜肴的旁边。”[6] (P237) 备受欺凌和迫害的犹太鸟在漫长的迁徙途中饱受饥饿之苦, 不但难寻落脚之处, 更连像样的饭都吃不上。科恩的身份是冷冻食品批发商, 最不缺食品, 但讽刺的是, 他的职业更凸显了他的为人冷漠、铁石心肠。施瓦茨渴望吃上一根羊骨头, 可是科恩吝啬不给, 只是提供给它带干谷粒的鸟食, 而这些东西施瓦茨吃完后会胃绞痛, 根本无法消化。他又将施瓦茨的食物掺了猫食, 导致施瓦茨不断地被猫追抓, 战战兢兢, 毫无安宁, 无法吃上一顿饱饭, 终日活在饥饿的痛苦中。

　　马拉默德之所以能对饥饿有如此形象细腻的, 与他童年时期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经济衰退与萧条, 最具毁灭性的是1930年的经济崩盘, 马拉默德的母亲在他15岁时去世, 正是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 本来已经困顿不堪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马拉默德曾尝试做多种零工和兼职来帮助父亲, 一起勉强糊口。谈起这段经历, 他说, “在苦水里泡大, 注定是悲伤的。”[7] (P7) 但苦难同时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和想象力, 对饥饿的恐惧和担忧也因此成了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作为公认最具犹太性的作家, 他也将自身的经历与民族命运关联起来。无法吃好甚至无法吃饱的施瓦茨成为了犹太人苦难形象的缩影, 大屠杀中犹太人所受的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600多万犹太人被杀。大屠杀幸存者兹维·里克沃尼克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寒冷、饥饿和死亡, 在今天看来, 这一切都很恐怖和不正常。但对当时的我来说, 这已经是正常的现象。我想象不出生活还可以是另外的样子。我忍受着饥饿, 我周围的人忍受着饥饿, 在我的眼里, 全世界都是饥饿的。”饥饿是恐怖的, 然而大屠杀的血腥淡化了饥饿给人的折磨, 成为意识形态中正常的现象。瘦骨嶙峋的施瓦茨正是当年千千万万食不果腹形容枯槁的犹太人的, 而马拉默德正是怀着记录民族伤痕的使命感将曾经的苦难通过施瓦茨表达了出来, 由此赋予了作品强烈的象征性和犹太性。

　　而在莫言笔下,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也深谙饥饿的滋味。小说并没有正面人物对饥饿的控诉与哀叹, 但通过侧面揭示出在那个动荡不安物质贫乏的年代, 黑孩与其他人对食物的渴求。黑孩出场时“凸起的瘦胸脯, 头很大, 脖子细长, 挑着这样的大脑袋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4] (P65) 队长对他呵道“放个屁都怕把你震倒。”[4] (P66) 可见黑孩的弱不禁风。黑孩在到达滞洪闸工地上时有一处:“他继续向西看, 看到黄麻地西边有一块地瓜地, 地瓜叶子紫勾勾地亮。黑孩知道这种地瓜是新品种, 蔓儿短, 结瓜多, 面大味道甜……菜园有白菜, 似乎还有萝卜……”[4] (P66) 若不是饱受饥饿的折磨, 仅十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只看地瓜的叶子就知道是什么新品种, 有什么特征?正因为一天到晚为了填饱肚子到处找吃的, 他才知道哪块地有什么, 种什么。读到此处仿佛看到一个瘦弱的孩子那种因饥饿折磨而痛苦的眼光。

　　与马拉默德的童年类似, 莫言也有着高度相似的饥饿体验。他在散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这么描述他童年的经历:“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 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 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 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 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8]无怪诺贝尔文学奖评价莫言:“他彻底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2] (P347) 也因此, 在莫言的创作中, 饥饿的情景总是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而在表面的饥饿意象之下, 作者赋予了更深层的社会背景。莫言在谈到这篇文章时坦言:“我这篇小说, 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4] (P115) 文革对当时的人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生产力分配不均导致的饥饿问题成为无数人的梦魇, 堪比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摧残和打击, 习主席在回忆当年文化大革命时, 也谈到自身因为吃不饱饿肚子曾生吃冻猪肉的经历。由此看黑孩, 一个十岁的孩童, 原本应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接受教育, 却因为时代的偏差却不得不为了填饱肚子干活挣工分, 为吃上一口饭而奔波劳碌, 由此可见人性需求与制度规定的脱轨, 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冲突。瘦小的黑孩对饥饿的经历, 也是那个时期千万人生存境况的, 莫言和马拉默德一样, 将自身民族的伤痛融入创作中, 揭露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人们的辛酸。但饥饿并没有使得两位作家对所处的时代抱恨从此一蹶不振, 反而他们藉饥饿这一主题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一段历史的沧桑变幻, 使饥饿的苦难真正成为了创作的财富, 也成为了喂饱后人的精神食粮。

　　(二) 密闭空间。

　　此外, 两部作品中都涉及到了密闭的空间。“很大程度上, 马拉默德的人物经常被隐喻的或者真正的监狱囚禁着, 充满焦虑和恐惧。”[9] (P3) 《犹太鸟》中, 因为科恩的反感, 施瓦茨不得不居住在伊迪给它做的笼子里。笼子很冷很狭小, 施瓦茨渴望去到屋子里体验温暖明亮的窗子和烧饭的味道, 然而没有办法, 因为笼子还处在科恩严密的监视之下。这里的施瓦茨的笼子其实就是历史上犹太人居住的隔都 (ghetto) 的象征。在欧洲中世纪时, 犹太人的非基督信仰在基督教的大环境下被看做是异体, 由此建立了犹太人居住的隔都, 隔都狭小拥挤, 且处在严苛的管制之下, 未得允许便不能出去;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再次兴起隔都, 此时更为恐怖, 隔都的四围都是砖墙电网, 一旦有人逃跑立即被射杀, 因为条件恶劣, 拥挤、饥饿、传染病等造成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亡。可以说隔都是犹太人大流散时期客居国中的排犹意识不断强化的产物, 也是各国对犹太人歧视、迫害的方法之一。自由被禁锢, 生存的权利被抹杀, 犹太人所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威胁, 更是精神上的挟制与创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鸟之被造是为了翱翔天空, 倘若被禁锢在尺余之地便会在对自由渴望的哀鸣中死去。”[10] (P423) 这正是犹太鸟施瓦茨的真实。

　　无独有偶, 《透明的红萝卜》的背景设定也有很强的封闭感。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打铁桥洞里, 这也是莫言曾经打铁的地方。这里空气不流通, 黑孩就在这打铁干活, 后来又看见那个梦幻的萝卜。虽然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桥洞, 也了黄麻地, 河水等景物, 但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封闭的, 人们在这个狭小的区域里不得不做着日复一日赖以糊口的工作。莫言营造出一种荒凉的、重压的氛围, 不单是要展现人们活动范围的有限, 受辖制, 更是把人们精神上的负荷与沉重暴露在读者面前。如果说《犹太鸟》中的封闭是具象化的、可见的, 那么《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封闭则是更为抽象的, 宽泛的。尽管二人手法不尽相同, 但通过密闭空间的所凸显出的压抑与负荷却是殊途同归, 给人无尽的沉重之感。而通过这样的悲苦处境, 两位作家表达出对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极大的同情, 对他们苦难中的坚守、他们的顽强忍耐和积极态度给予了肯定。

　　三、不谋而合的对爱与美的追求主题

　　欲扬先抑, 两位作家通过对苦难的, 不单只是还原了当时特殊年代的生存困境, 更是意在歌颂人们在困境中对爱与美的向往。小说中的人物尽管经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 依旧默默承受, 试图在苦难中寻求美善, 寻求救赎。

　　(一) 对爱的渴望。

　　《犹太鸟》中, 施瓦茨即便饱受苦难, 但在心里仍旧存在对爱的渴望。科恩对施瓦茨始终态度粗暴, 到小说后半段, 科恩的迫害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它的饭里掺上猫食, 趁他睡觉的时候吹起纸袋啪地一拍惊吓他, 可是即使这样他仍然拒绝离开, “他害怕离开, 于是他就吃着猫食, 尽量不去听那些纸袋爆破时爆竹一样的声音。”[6] (P246) 不仅如此, 他内心还渴望着爱的回报。施瓦茨无私地照看科恩的孩子莫里, 辅导他的功课, 听他练琴, 在生病时给他讲故事。莫里的琴拉得不好, 每隔一会儿, 他请求离开一会儿去卫生间休息一下耳朵。他就像耐心的父亲和亲密的朋友一样帮助着莫里, 毫无怨言, 这种温情读之令人动容。

　　在这样步履维艰的生存条件下施瓦茨仍然不愿意离开, 究其原因, 作为一只犹太鸟, 他已经疲于奔波和迁徙, 心里渴望一种归属和安定。正如它所代表的犹太人一样, 犹太人几千年来因为自己的信仰被其他民族排挤逼迫, 没有固定的居所, 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正如《圣经》中预言:“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 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 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11] (P769) 这一切都是施瓦茨所经历的, 也是无数犹太人的真实, 因此, 只要是条件还可以忍受, 他们就愿意安定下来, 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坚韧的毅力承受着周围环境施加的打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在严苛的环境中, 施瓦茨不但没有对科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反而主动地给予无私地帮助, 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犹太人精神的赞许, 以及对他们这种对爱不懈追求的态度的肯定。

　　(二) 对美的追求。

　　黑孩与施瓦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处在一个同样严苛的环境下, 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每日不得不通过干活挣工分来糊口, 然而即便如此, 他心里时刻都怀有对美的追求。他在桥洞中看到的那个萝卜凝聚着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红萝卜晶莹透明, 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 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 长的如麦芒, 短的如睫毛, 全是金色。”[4] (P98) 这美好梦幻的形象实则与平日生活中的所见的意象格格不入的:泥土, 煤屑, 简陋的桥洞, 独眼又蛮横的小铁匠……然而黑孩却看到了超越这一切粗陋现实背后那个美的化身、凝聚了他精神追求的美丽的红萝卜, 由此体现出了小黑孩在一个不幸的世界中, 对纯洁、美好和幸福的执着向往。

　　而这样的黑孩则代表了中国农民, 他是中国农民那种在任何严酷的条件下都能生存发展的无限的生命力的抽象和象征。莫言自己谈到这篇小说时曾说:“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 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 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 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12] (P18) 黑孩身上那种坚韧的承受能力, 那种在苦难中仍能产生美好幻想的性格, 以及顽强去追求的炽热感情无不体现着莫言对中国农民深切的肯定与赞许之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两位作者为主人公设计的结局有所不同。施瓦茨最终死亡的结局为他的追求赋予了崇高的悲剧美;而黑孩在经历了磨难后, 依旧顽强地活跃在这片热土上, 寄托了作家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两位作家对结局的不同处理, 暗含了东西方对待死亡以及悲剧的态度:西方崇尚亚里士多德理论, 以一悲到底的方式深化主旨, 通过恐惧和同情达到灵魂的净化。而东方则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以和善为美, 在表达悲情的同时依旧留有转还的余地。不过即使人物结局不同, 但两位作家都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 而且有着特色的民族身份, 正如马拉默德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生命力的顽强、对爱矢志不渝的追求通过施瓦茨诉说出来, 莫言也塑造了黑孩这个形象, 以此反映出中国农民在文革时期所受的煎熬以及他们不屈的精神。两位作家都对自身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反思, 有怀疑, 忧虑, 也有爱、包容和信任, 其中身为作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不言而喻。

　　结语

　　可以看出, 虽然马拉默德和莫言国别不同, 年代不同, 经历各异, 但在人物塑造, 创作主题等方面却出人意料地相似, 《犹太鸟》和《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马拉默德以朴实真切的叙述方式, 明晰易懂的象征, “含泪微笑”的犹太幽默, 为我们展现出犹太民族辛酸的历史与所受的苦难;莫言则以狂放恣肆的文风, 色彩鲜明的世界构筑, 直率豪放的表达, 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文革那段特殊时期中国农民这一群体的缩影, 二者在各自彰显东西方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 又折射出面对苦难时人性的坚韧与顽强, 对爱与美的不懈追求, 值得读者细细咀嚼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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