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毕业论文范文:《墨子》研究，渊源流长。李光辉认为，关于《墨子》的评说及研究在战国就开始了[1]。豪舍尓说：“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2]按照这种方法论的要求，我们即可以逐一离析出《墨子》研究的核心观念，并与一个时期社会与文学的发展历程相互印照。援墨注儒现象即为清以前《墨子》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战国至秦汉间的《墨子》取舍

　　春秋以降，大道废弛，诸侯以百姓为刍狗。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士民阶层形成。剧烈的社会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各种学派纷纷出现。各派各家都著书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儒、道、墨、法、阴阳、名、兵、农、杂、纵横各家在战国可谓争奇斗艳，百家争鸣。

　　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悬，安顿惶惶人心，弘其道而忘其身。由于年代久远，战国时期，研究《墨子》的著作除了仅有的鲁胜《墨辩注》已亡佚外，专门著作鲜见纸端，只是散见于诸子散文（包括序跋）中。这一时期，赞墨者少，且浅尝则止，多为零碎的议论，《墨子》研究处于沉寂之中。熊铁基指出，汉初道家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3]。可见，诸子之间虽然各取所需、各施其长，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虽对墨子的做人立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却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墨家的主张嗤之以鼻，认为墨家所谓主张“兼爱”即为“无父”，为“禽兽也”。荀子更是对《墨子》不屑一顾。《荀子·非十二子》中认为“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简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铏也。”反对墨子“僈等差”（《王霸》），“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推荐阅读《谈梦占文化对《梦游天姥吟留》

　　反对墨家“自为之然后可”，《天论》攻击墨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解蔽》反对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富国》篇则批判“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认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进行专门批驳；又如《韩非子·显学》评说儒墨术等流派及儒墨丧葬之说优劣等；解释建立在对墨家相关学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因这些观点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场，故这些学说往往从儒家角度评述墨子及墨家，或只为一定目的“执其一端”，这种立场和方法客观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也从侧面显示了诸子百家对墨家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研究不足，说明墨家当时已开始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史记》言墨家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墨子》尚武任侠，讲信重义。秦汉社会，此风尤盛。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靠武力征服六国的秦国，还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汉初，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全社会弥漫着尚武习气。即便是文人，也是“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4]秦的高压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发展及传播。

　　秦短祚而亡，诸子俱损，援墨注儒虽无从谈起，但《墨子》却在各种学说中变相传播。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尸骨未寒，儒术即被汉儒推为至尊，汉初“除挟书令”（《汉书·惠帝纪》），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晃错篇》）从汉初景象即可看出，《墨子》在民间仍薪火相传，不仅没中断，且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时指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足以证明《墨子》及墨家作为汉代六大学术之一的重要性。贾谊在《过秦论》中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贤”，秦后首次将孔墨并称，可知，《墨子》在汉初学术流变中实际上是在其他学派体系中实行了思想流传，与其他学说共同构造了汉初的主流思想，其实是《墨子》的变相发展。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样：“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为本墨家以为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经》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5]此种诸学皆出于墨的论点，使得《墨子》在儒家经义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视。

　　二、唐宋辞章之儒看《墨子》

　　隋唐是大统一的格局。到唐朝，战国时期那种国分裂、大动乱、人辩论的政治环境没有了，对于《墨子》的研究就更显得客观与中庸。虽然很多士人研究《墨子》，但亦为援墨注儒的变例。从赵蕤对《墨子》在内的诸子各家学说的普遍认同，即可看出，唐初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给文人士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赵蕤引墨子“节用”论以批评当政者奢糜不恤民情，与魏徵老师《群书治要》主旨相同，即为统治者施政提供理论借鉴，客观上巩固了儒家的文化统治。他在《长短经》记有“神农形悴，唐尧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6]对墨家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赵蕤这种把墨儒等同对待的态度，使得儒家与墨家皆为其所用。>>推荐阅读《》

　　唐儒韩退之开启“儒墨为用”的千年论争，不仅是墨家思想虽绝犹存的证明，也把援墨注儒推向了高潮。援墨注儒不仅抬高了墨家的主张，也把儒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它表面上试图调和儒墨，实际上使儒学的内容更为广泛，使得《墨子》成为阐释儒学的工具。韩愈承汉代“儒墨并举”、“孔墨同称”的传统，一篇《读墨子》①让其备受批评与争议。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仅就《读墨子》一篇或许还难以了解韩愈对《墨子》的全面态度。《与孟尚书书》中道：“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由此可以断定，韩愈在《读墨子》一文中所主张的“孔墨相用”实意在说明：儒墨之辨，实“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所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韩愈的这种崇儒排墨的思想其实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表述。如《上宰相书》有曰：“仅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之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亦表明其对儒墨家的立场。而且在《问进士策》里，韩愈亦以“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表明了儒家立场。此外在《送王秀才序》中亦谓：“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字孟子始。”《送浮屠文畅师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如果之前儒墨同用乃明智，“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韩愈把它“取以为法焉”，这就有点不正常了。更何况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目的也只是“咏歌其所志”，与儒家读书报国的心理如出一辙。

　　然而后人对韩愈的评述更让人无可奈何、甚至啼笑皆非。程颐道：“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7]欧阳修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言道：“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8]，算是客观之说，然后世之评说就有失公允。首先黄震否定了韩愈之说，“墨子之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孟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违之违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反。”“愚曰：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9]马端临亦在《墨家考》中说：“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义，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之。”认为墨翟之言华而不实，“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并建议“深锄而力辩之”[10]，他对墨家的学说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儒家卫道士的立场。朱熹更甚，在《墨子》中斥道：“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尽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11]对墨子惟恐避之不及。高似孙《子略》言：“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型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12]。王令亦言：“墨翟固有罪”，“天下之大害者”[13]，在援墨注儒的基础上，甚至压墨扬儒。栾调甫说：“《墨子》书自汉以来，已不甚显闻于世。宋元而后，益弗见称于学人之口”[14]总之，宋儒虽然不避谈《墨子》书，但其“辟墨”思想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评墨已趋于平心静气的学术分析（如朱熹、欧阳修等人），对于《墨子》中的思想和杨朱已区别对待，但援墨注儒贯穿于宋儒研究《墨子》的始终，阐释《墨子》即为援墨注儒的目的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