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唐家湾历史人物与中国人的现代性模式之塑

作者：admin时间：2019-03-25 02:50:44阅读：313来源：本站

　人的现代性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关于人的现代性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其中，以英克尔斯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从微观层面对人的现代性的研究进行得最为直接、充分。对当今中国来说，亦进入到一个现代性的研究阶段，中国需要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建构的现代性模式，亦即呈现出多元趋势的现代性模式。唐家湾镇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风俗亦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唐家湾乃一方钟灵毓秀之沃土，人杰地灵，在近代史上涌现了一大批如唐廷枢、唐绍仪、唐国安等风云人物，纵观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身上已经率先体现了人的现代性的元素，这些元素塑造了唐家湾独特的现代性模式。
　　一、人的现代性理论与模式阐释
　　说到人的现代性，不得不先提“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概念。从语义学上来看，现代化着重历史的过程，现代性更注重规范的理解。在内涵上，虽然对现代化的具体解释各有侧重，但在对其核心问题的理解上却是一致的，即如何从传统到现代。什么是现代性?马克斯·韦伯将之解释为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中世纪的神魅世界中摆脱出来，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
　　对中国来说，亦经历了一个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研究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主要侧重中国如何从传统到现代，如何融入到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中。到了90年代，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得到凸显，大家不再将现代化看作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而是将其放在多元的空间关系里加以理解。多元现代性的出现，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即中国的现代性，无论从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和必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建构，可以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村，都可以有着不同的现代性模式。
　　而对于什么是人的现代性，英克尔斯则从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阐释。从内涵上看，他认为人的现代性是“精神的”现代化，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态度”。从外延来看，英克尔斯则通过“测验的方式”将其具体分为十二个方面：乐于接受新事物;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尊重不同意见并有自己主张;个人效能感;时间观念;计划;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专门技术;挑战传统;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和过程。英克尔斯的这种跨文化的研究视角，构成了我们研究现代人的一种分析模型。
　　以英克尔斯为代表对人的现代性理论的阐释，特别是他们对人的现代性的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发展中国家人的现代性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强调现代人格中工具理性的因素，而忽略了价值理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现代人格的失衡;同时，由于缺乏客观、全面的历史研究，其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人的现代性问题有所局限，需要我们批判地、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同时，英克尔斯也指出：“个人现代性也许会作为先前资本主义殖民行为的反应面发展。但要根植于人们的精神之中，不管个人现代性的种子是否来自国外，它必须是本国的产物，生长在自己的国土上。”英克尔斯的这段话亦提示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人的现代性问题上也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路径。而这也恰与中国90年代对现代性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在人的现代性问题上也应探索在多元空间中的独特模式。以下将以珠海唐家湾这个沿海地区为例，探讨其独特的现代性模式。
　　二、唐家湾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人的现代性元素
　　唐家湾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近代史上率先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率先感受并见证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唐家湾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人的现代性上，尤其表现在唐家湾出现的众多历史名人身上，他们用自身的行动在各个领域实践并影响了中国早期人的现代性发展。
　　在经济领域，唐家湾人的现代性元素主要体现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生产管理方式，创办经营现代企业。唐家村人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之后，办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选人。他选的人都是从事过近代企业经营和熟悉进出口贸易的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他到任1个月就禀请李鸿章任命长期在宝顺洋行任买办的徐润为会办，协助经理局务，并兼任上海分局商董。唐廷枢倚重这些广东籍出身的买办和商人，驾轻就熟地管理着招商局。这些人非常熟悉西方经营管理，把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水平提高到当时非常先进的水平。第二件事是筹集资金。他到任前，其前任在筹集资金方面一筹莫展。他到任后与徐润一起推出合股投资体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加上唐、徐二人的威望，立刻把资本扩大为100万两。招商局的股值在1年之内翻了1.5倍，开中国国内股本绩优之先河。唐廷枢在有了人才、有了资金以后做的第三件事是拓展市场。招商局成立后就开辟了长江航线。
　　西方各航运公司之间尽管也有激烈竞争，但是当中国轮船行驶在长江的时候他们就合力抵制，压低运价意图压垮招商局。但是招商局的轮船有清政府的优惠政策，即运输漕粮优先，以及回空免税等特权，加上唐廷枢、徐润善于同洋行周旋，使旗昌、太古的压价伎俩未能得逞。旗昌在长江航运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动摇。于是轮船招商局买下雄极一时的旗昌轮船公司，从1877年3月1日起旗昌的船产正式归招商局所有。招商局从旗昌手中夺回长江航运垄断权是中国民族资本对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的胜利。它有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无论是从选人，还是从筹集资金，再到开拓市场，无不体现着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可以说，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唐家湾人的现代性元素主要体现在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推进中国的民主制度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推进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共和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家村人唐绍仪归国后，用自己的一生追求民主共和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民国初年与袁世凯的斗争。武昌起义胜利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又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谈判，唐绍仪衷心拥护共和与南方达成协议。袁世凯非常恼火，撤去唐绍仪代表资格。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遵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经南北协商，最终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由于唐绍仪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不满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最终辞职，并与袁世凯进行公开斗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民国初年的第一届内阁，尽管从产生到瓦解仅有3个月时间，但其历史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产生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民主化的进程。
　　在文化教育领域，唐家湾人的现代性元素主要体现在首先积极走出去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归国后积极投身中国的教育事业，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最早出国留学者为东岸村人黄宽;后来在容闳的积极倡导下，唐家湾地区又有唐绍仪、唐国安、蔡廷干等14幼童赴美留学;继而又有唐宝锷、唐有恒、邓聪保等官费和自费留学英法日美等国。他们先是自己走出去学习，然后借西方的文明学术来改良传统文化。唐国安回国后，参与“庚款办学”问题谈判，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考察和培养。唐国安分两次共率领金邦正、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118人赴美留学。后清华学校成立，唐国安任第一任校长。还有唐家湾人梁如浩在上海创办交通大学;唐绍仪等人在上海创办复旦大学，他兼任山东大学校长，并与梁如浩先后兼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蔡廷干任全国税务学校校长等等。唐家湾人以自身的行动在推进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唐家湾人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来自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不是选择逃避，而是积极主动接受，取其所长融入到当时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滚滚洪流中，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唐家湾历史人物率先体现人的现代性的历史归因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唐家湾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产生过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即使是在率先遭遇外族文明冲击的时候，他们也能淡定自若，一方面不惧怕、不抵制异邦文明;另一方面又不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能将异族文明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实现中西文化价值的整合。这与唐家湾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构成、民风民俗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唐家湾位居海运的咽喉，得航运畅通、出洋贸易务工便利之先。唐家湾位于珠江下游，是珠江三角洲近海地带的要隘，为广东的重要门户。唐家湾面临大海，经南海可往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大商埠。南宋年间，当时海运初开，从闽、粤出发经东南亚、印度到达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欧洲商人络绎不绝地沿此路贩来欧洲、非洲的洋货，同时运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当时，广州、福州是他们的落脚点，而唐家湾位居海运的咽喉，便得航运畅通的便利。由于不时地有洋船过境、停泊，免不了就有唐家湾人伙同一起贩卖并和洋人进行贸易，甚至有出洋侨居的。鸦片战争之前，外国鸦片商船停泊在唐家湾金星门，最多可达五十余条。金星门成为鸦片走私、贩卖劳工的集散地。故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就曾注有唐家湾的地名。
　　鸦片战争之前，唐家湾地区一些村民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自愿移往南洋各地谋生。他们都是贫民，有的自发订立公凭，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以部分劳动所得扣还“客头”垫付的船费。但在契约期内，买主可以视之为债隶而任意使唤。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大门被打开，一方面自给自足的经济被打破，大批破产的农民迫切需要另谋出路;另一方面，清政府接受《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规定：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做工。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就把破产待业的中国农民视为他们猎寻的对象。当时唐家湾金星门处就设立招工机构，就近招工。由于出洋人数陡增，引发了“第一次出洋潮”。以后，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诸省又先后发现金矿，吸引众多农民前往;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位于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王国的蔗糖业和畜牧业兴旺发达，吸引不少香山华工前往;19世纪末，南美洲巴拿马开凿运河，唐家湾的那洲等村有不少人前往谋生;从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唐家湾的居民出洋情况比较正常。
　　唐家湾人得交通便利之先，虽然出洋务工、参与走私贩卖，实属情非得已，但在这个过程中，唐家湾人率先自觉不自觉地与西方新事物打交道，开阔眼界，为思想上接受新观点打下基础。同时，这些出洋务工侨居的乡人，有的攒足积蓄回乡创业发展。比如，外沙村人蔡兴于19世纪80年代随乡亲远赴澳洲淘金，攒积积蓄回国，与12位华侨合伙，在香港开设先施百货公司，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创设的民营百货公司;还有的出洋乡人，在他们的吸引与提携之下，带动更多唐家湾人走出去，这就有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去的人多了，成功的机会就会多些。当年，蔡兴回乡探亲时，就将14岁的弟弟蔡昌带往澳洲悉尼。后来，蔡昌亦回国，投资成立香港大新百货公司，在广州和上海都设有分公司，规模颇为壮观。蔡氏兄弟在中国的实业界可谓影响之大。得有利的地理位置出洋谋出路是成就唐家湾辉煌的原因之一。
　　第二，唐家湾镇是一个移民地区，兼容并蓄，南北文化在这里交汇。古代的唐家湾地区，是孤悬于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岛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唐家、淇澳、鸡山等村发掘出大量的石器、彩陶等文物，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唐家湾便有土著古越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活。
　　唐朝末年，开始有少量中原人迁入本地，从事半农半渔的生活。至北宋朝开始有大量中原人士南迁这里。南宋咸淳二年(1266)，唐居俊从南雄珠玑巷迁到唐家村定居。那时称“釜涌境”，因其村庄所在地形似塘而改称“塘家”，以后又因村中唐姓居多，且靠近海湾，故称“唐家湾”，沿用至今。南宋期间，钟姓村民先后从台湾和南雄珠玑巷到淇澳定居等等。
　　随着大量中土人士南迁至唐家湾，各村姓氏繁多，以大的族姓统计，唐家湾主要有唐、梁、卢、黄、蔡、谭、莫、古、苏、陈等，均为汉族。由于人口来源众多，语言上唐家湾是多种方言并存，以中山方言、广州方言和客家方言为主，兼有闽南话、水上话等。南北人口在唐家湾汇合，各自身上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也在唐家网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唐家湾人融合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他们身上既有岭南人的气质，比如，“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易于接受和传播新思想的特质、重视商业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等等;同时又具有中原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重视教育勤俭爱国、团结凝聚力强等特征。总之，在多种文化交融的唐家湾更容易产生和造就一批商业巨子、政坛政要、爱国主义者等优秀历史人物。
　　第三，毗邻澳门，促使唐家湾人率先接受市场经济，思想开放。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澳门被葡萄牙殖民者窃据后，其与西方各国的贸易不断兴旺起来，终于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在东方的国际贸易中心。明朝中期，澳门居民多为香山人，其中有不少唐家湾人，他们通过近在咫尺的澳门可以得到西方各国的信息，从而可以率先感受并接受市场经济，思想比较开阔，敢于向外开拓。澳门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其承担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唐家湾人以澳门为中转站，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封闭沿海各处港口和口岸，指定广州为唯一的通商口岸，而澳门则成为唯一的夷商“住冬”港口。唐家湾居民在与夷商的交往中，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憧憬着去海外谋生。于是，他们就往澳门赴南洋经商，俗称下南洋。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接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做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就在澳门、汕头等口岸设立招工机构，签订约据的华工就经澳门乘驳船至金星门，然后乘远洋大船漂洋过海出国谋生。唐家湾人同时也将澳门作为谋生之处。澳门是珠海穷人讨生活的一个重要出路，穷人实在生活无着时就去澳门给洋人做工和做小生意，以贴补家用，维持生活。
　　唐家湾人去澳门学习外语。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带有西方特色的宗教学校在澳门办学，将澳门作为一个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据点。当时的珠海人最懂得学习外语的必要，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懂外文，将来如果能当翻译，家里生活就有保障了。唐家湾东岸村人黄宽当年就入读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的玛礼逊学校，后随同布朗校长赴美国学习，成为中国毕业于英国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的首名留学生。唐家湾唐家村人唐廷植、唐廷枢兄弟也入读玛礼逊学校，后来兄弟二人意识到外语对国人的重要性，合著《英语集全》，成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
　　澳门作为中外商品贸易的中转站，其文化氛围具有浓郁的商品性，讲求市场效益，注重实际利益，这些思想对唐家湾人影响很大。唐家湾人也在从与澳门的交往中实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交融，开阔了眼界，宽阔了胸怀，这是唐家湾出现众多历史人物的思想基础。
　　第四，唐家湾人保持着良好的民风民俗。唐家湾地区因为大部分都是移民，在岭南世代过着贫苦生活。他们的孩子一般只念几年私塾就务农或出海甚至是出洋，没有接受正规的封建文化教育的机会。唐家湾人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中原汉族的生活习俗和礼俗中继承的，比如，浓郁的乡情观念。唐家湾人的乡土情怀不仅表现在侨居地坚持故乡的伦理道德和民风民俗，尤其表现为不忘其“根”——家乡和家乡的亲人。随着唐家湾人不断地出洋谋生，有的回到家乡还会援引同乡一起出去谋生。移居国外的唐家湾人除经商外，稍有积蓄，便思乡故里，回乡省亲，一叙天伦之乐。如古元之父古万建，早年到巴拿马经商，获微利之后，便携妻回家乡那洲建舍安家。华侨还经常寄钱回家和回乡省亲，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由于故乡是华侨的“根”，他们死后也要把自己的骨灰从国外运回家乡安葬，唐家湾人希望落叶归根。
　　团结和睦的情怀。唐家湾地区有不少人经历过中原战乱，历尽艰辛，南迁至此，倍感团结和睦相处的珍贵。同样，在海外的艰难谋生过程中，他们团结互助，互相提携。那时出洋的唐家湾人，经历着离乡背井、人地生疏和种族排斥的多重苦楚，深感只有同胞同乡能推诚相见。于是，他们按地域或血缘成立各种联谊组织，以对抗异邦的种族歧视。从19世纪20年代，个别唐家湾华侨聚居的城市已出现类似会馆性质的组织。比较有名的有侨居新加坡的唐家人梁寿创立的香山公司，后来发展成为“香山会馆”;还有侨居美国三藩市的香山籍人唐廷植、刘祖满等人筹建的阳和会馆等。香山人用会馆组织相互保护，增进感情。
　　乐善好施的胸怀。唐家湾华侨素来非常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不少唐家湾人捐资办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29年，旅夏威夷华侨黄绵始(东岸村人)捐资在家乡办“东岸小学”;1930年，澳大利亚华侨蔡昌(外沙村人)捐资在家乡办“礼和小学”;同年，港商莫咏虞(会同村人)捐资办“会同小学”等等。同时，唐家湾华侨亦很热心家乡的医疗、社会救济等公益福利事业。据1949年4月《中山华侨报》载，旅檀香山的那洲籍人汇款1000美元，救济在沦陷时遭受日军残害的乡民。
　　爱国为群的胸襟。唐家湾人虽然接受正规封建教育的机会少，但他们从中原传统的习俗礼俗中接受了朴素的爱国为群思想。当祖国面临危难、遭人欺负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奋斗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英国殖民主义出兵西藏，私自签订《拉萨条约》。唐家村人唐绍仪领议约全权大臣，据理力争，迫使英方在条款中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会同村人莫应溎东奔西走，出钱出力。亲自组织“香港华人救援队”，并捐献一辆红十字救护车给中国红十字会，另筹捐了几万港元给十九路军，直接交给蔡廷锴军长，积极支持抗战事业。
　　唐家湾人身上所体现的淳朴的民风民俗，一旦形成，便持续稳固，支撑着唐家湾人的人生坐标，他们日后的行为也是骨子里形成的民风民俗的体现，这是唐家湾地区能出众多历史人物的深层次根源。
　　四、唐家湾历史人物对中国人的现代性模式之塑造
　　通过以上对唐家湾历史人物身上体现的人的现代性元素及其成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家湾地区所代表的独特的现代性发展模式，即依赖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人口构成，积极接受新事物，并有效融入到传统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思想和变易思想在唐家湾人身上得到了现代运用。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强调的是一种积极用世的观点。唐家湾人虽然不像中原人士那样对儒家文化耳濡目染，但毕竟大部分是由中原南迁至此，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庆幸的是，他们身上的中原文化并不是根深蒂固，历史包袱比较轻，运用起来显得灵活自如。经世思想在唐家湾人身上最大的体现就是能积极适应时代的需求。他们有的经历过中原的战乱，在战乱中逆境求生存，南迁至此，开始新生活，并融入岭南。唐家湾地处海运咽喉，海运初开时，他们又适时把眼光投向海外，虽然他们对海外一无所知，至少这是他们谋生的一条出路，于是他们又选择了出洋。当西方坚船利炮率先打开唐家湾的大门时，唐家湾人又适时与洋人交往贸易，适时地举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旗，总是积极融入到时代发展潮流中。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亦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反映在唐家湾人身上就是富于灵活变通的心态。
　　唐家湾是一个移民地区，包容性强。当西方文明卷土进入中国的时候，唐家湾人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采取一种灵活变通的心态。为了求生存，他们出洋谋生，主动融入到异邦的文明之中;为了讨生活，他们可以去澳门，为西方人送水、送鲜花，给西方人当翻译，与西方人经商贸易，甚至学习他们的文化;同时，当民族危难首要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亦可以用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文明对抗西方的入侵。另一方面，在积极融入时代发展大潮中，特别是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时候，依然不忘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即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家国观念。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民族，就是因为民族脊梁精神之所在。唐家湾人虽然率先感受西方文明来袭，也积极融入到异族文明中去。从他们身上我们更能感受到一股骨子里透着的安身立命的东西，那就是不管身在何处，念念不忘的“根”——家乡和祖国。唐家湾人出洋谋生，不忘家乡的亲人，经常寄钱回家并回乡省亲，即使在异国他乡去世，骨灰也得回到祖国;唐家湾人出去留学，学有所成，依然回国，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虽然与洋人做贸易，那是为了生存，在民族大义面前，唐家湾人亦用从洋人里所那获抗击外族侵略，维护国家主权。
　　总之，唐家湾人对现代性的阐释是在面临中西文化巨大冲击的时候，选择的不是一味拒之门外，也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转化，注入新鲜的活力，实现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实现传统在现代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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