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大幅剧增，但同时也存在“情感关怀匮缺”“口水话”“对大众传媒的媚从”“羞耻感的失缺”等问题，也越来越背离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初衷和真正价值。苏童是我国当代文坛少有的始终关注人性与人如何生存的作家之一。早期以“先锋”姿态耀眼文坛，近三十年来，其小说创作各体裁不断取得突出成就，代表作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其作品以日常生活为观照域，借由小事件切入灵魂深处，进而挖掘最隐秘、最深层的存在，温婉细腻的笔法下透视出富有深蕴的伦理思考，控诉现代视域下的生存困境和伦理缺失。

　　2015年8月，《黄雀记》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家苏童再次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该授奖辞认为其“在长篇艺术中的探索在《黄雀记》中达到了成熟，这是一种充分融入先锋艺术经验的长篇小说诗学，是的，又是隐喻和象征的，在严格限制和高度自律的结构中达到内在的精密、繁复和幽深。”作品在回归“香椿树街”题材的同时，注入特殊情感诉求，以年轻人的感情纠葛展现一代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精神困惑。

　　一、道德沦落———社会失范下的人性冷漠

　　苏童的小说，通过“现实主义手法的创作实践”，关注和“文革”过后一代人的记忆、成长与精神蜕变。在其笔下，家庭关系往往表现为冷漠、血腥、暴力，以及亲子关系的非常态、兄弟之间的不信任等;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在市场经济欲望冲击下呈现出混乱、叛逆的姿态。

　　小说《黄雀记》的文学魅力首先在于它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沦陷。“在栗宝珍看来，祖父每拍一张照片就是给小辈挖一个坑，祖父的遗照越来越多，儿孙们不仁不孝的泥潭便越来越深。”保润入狱后，栗宝珍怨恨于心、毅然离家。这个背离传统道德理念的母亲形象是对亲情关系的进一步拆解，暴露出人性隐秘的黑暗与自私。这种道德沦陷也表现在兄弟之间“欠债与偿还”“罪过与复仇”的畸形模式。保润被冤入狱，十年间柳生代替保润行孝还债———“他欠保润的，都还到了祖父的头上。与祖父相处，其实是与保润的阴影相处，这样的偿还方式令人疲惫，但多少让他感到一丝心安，时间久了，他习惯了与保润的阴影共同生活，那阴影或浓或淡，俨然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色彩”。怨恨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悄悄侵蚀少年的内心，入狱之耻渐渐升级、恶化，而保润在婚礼上亲手杀死柳生则寓意发表对少年经验的仪式化“告别”。唯一长寿的祖父也被当成精神病人长期关进井亭医院，无疑构成意义的反讽———个体存在的精神“本我”缺失，病态的生存模式呈现冷漠无情的人际关系形态，命运之神戏弄着每一个人，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世纪之交的特殊环境下，社会动荡和变革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也激发精神领域的诸多矛盾，市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法国社会学家杜克凯姆将这种现象定义为“社会失范”，用以概括“社会规范不利、彼此矛盾或规范缺失而出现真空时，在个人与社会中出现的混乱状态”。高兆明进一步分析，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存在的一切都面临着价值重估……过去作为社会秩序维系的价值精神本身被去神秘性与去权威性……它在人的精神世界所引起的震撼，是一种人存在本体论的无家可归、灵魂漂泊无居所境况”。小说和揭露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状态，暴露了价值本我的丧失所带来的人性冷落，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批判和驳击道德沦落所造成的时代病。这正是时代变革下人性生存的真实，是转型时代的必然镜像。

　　二、两性关系———女性形象的突破与悲剧

　　《黄雀记》某种程度上是“红粉系列”的延续和衍变，以更加圆润成熟的笔调塑造具有独立人格特征的女性。正如苏童所言，这是一种“‘最接地气’的女性形象”，是男权文化中依附和悲剧的生存状态下的挣扎，如颂莲(《妻妾成群》)、刘素子(《罂粟之家》)。改革开放初期，外来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引入，启发了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和与命运相抗争的不屈性格，她们尝试走出旧社会两性关系的被动局面。“从仙女到白小姐，是同一个人随着时代分裂整合的形象。她身上集合了人与社会的诸种矛盾，在创伤中成长，还未能遗忘创伤，未能解决矛盾，已经随波逐流，与现实握手言欢了。”白小姐在掌握和改自己命运的过程中，自主观念、自我意识逐渐萌生，自私、甚至不正当不合法的言行刻画使得这种女性形象具有现实真实性，因而显得更加鲜活。

　　相反，小说中男性角色被放逐到次要位置。表面看来，保润的捆绑和柳生的玷污造成了白小姐从纯洁到沦落的命运改，但主要男性角色的命运都或多或少地因这个女人而改变。保润捆绑仙女只是为了报复她，但却因为仙女的出面作证被冤入狱。柳生本以为从此可以“夹着尾巴做人”，然而白小姐的出现让他感到仿佛重新被拉回犯罪的边缘，好似噩梦重现，打断这虚幻的安宁。作品对其他男性形象如郑先生、庞先生进行虚化的、符号化的处理，取消其真实而具体的存在，侧面揭秘白小姐的内心世界。与之前小说中女性的被动地位不同，该作品男性形象从封建观念下的强势、霸道和绝对权威中消解出来，以女性视角来反衬和评价男性，凸显女性情感的真切表达，两性关系的力量和地位由此形成对比。这种新型两性关系是社会转型下，女性意识觉醒并以奋起的姿态相对抗的标志。尽管如此，女性仍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白小姐回到水塔是时代赋予女性反抗的必然结局，“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生活正在经受着转型时期的‘精神阵痛’，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结构性转变的必然结果”。白小姐是转型时期众多反抗者的代表，因而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沉痛代价。

　　三、轮回叙事———命运的荒诞与无解

　　小说整体归为明暗两条线索，一条是保润、柳生、白小姐等年轻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即犯罪与赎罪的明线;另一条是祖父丢魂与寻魂的暗线。一环套一环的“轮回叙事”方略，在悬疑和推理中控制叙事的节奏，以命运的荒诞和无解折射现代人性的伦理困境。

　　主旨表达方面，小说原名《小拉》，魔幻和传奇色彩词汇的大量运用，增加文本的象征性、隐喻性内涵。三体式结构提供不同的叙事视角，以“春”“秋”“夏”———颠倒的季节顺序命名，讲述转型时期的“社会乱象、个体窘迫以及国民精神紊乱的特征及荒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认为，保润绑架了白小姐致使柳生犯下了强奸，因此柳生是“黄雀”;有人认为，保润最后在柳生的婚礼上失手捅死柳生发表十年耻辱的复仇，因此保润是“黄雀”;也有人认为“魂”是贯穿全篇的重要意象，每个人都被不可捉摸的命运折磨着，因此命运才是真正的“黄雀”。然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黄雀”，留下了悬念，构成作品寓意表达上的整体期待———“小说里处处涌动着危机和阴影”。叙事艺术方面，人物之间、意象之间形成循环推进、层层发展的叙事轮回。小说可分述为独立短篇，情节之间存在看似合理的逻辑，一步步导向苏童式的叙事圈套。不是取错了的照片就不会引发祖父的“失魂”，牵出故事主线。各叙事关节相互衔接又形成交叉并举之势。祖父丢魂导致了保润来井亭医院探望，由此激发保润体内的“捆绑”天赋，为结识仙女埋下伏笔。约会失败，讨要押金不成，保润将白小姐捆绑在水塔上，以示报复，却为柳生提供犯罪的便利。柳生暗通关系，侥幸躲过牢狱之灾，“这种负罪感抑制了青春期特有的快乐，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同时负罪感驱使他担负起替保润行孝的义务，为下文和白小姐的重逢埋下伏笔。这段叙事以柳生视角见证白小姐人生最巅峰也是最疯狂的阶段，这是一个失足女人在社会浪潮中对命运进行抗争的。白小姐的意外怀孕合乎情理之中，是她应有的结局，也是不可逃避的命运。怒婴是生命耻辱的象征物，它是庞先生眼中的“期货”，但它也象征生命的延续，祖父一生没能找回丢失了的魂，却在文章结尾将怒婴抱在怀里，这一老一少的隐喻化存在是否暗示作品中每个人都丢失了精神之魂?结局处升华了小说的整体寓意。

　　荒诞和无解是现代转型下精神困厄的真实。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化成为必然趋势。变革中的社会面临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重建问题。处于新旧社会交替时代的反抗叛逆与人性迷茫成为笼罩一代人的心理。一方面现代化似乎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存在，指引着文明的新趋向;另一方面又暗藏种种危机，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仿佛命运的怪圈，将人们任意摆弄，成为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精神困厄。

　　四、自由与规约———异化下的伦理悖论

　　自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强烈的呼声。人们在追求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同时，面临巨大压力和承担各种风险。社会转变下的伦理关系呈现出既试图脱离传统封建礼法束缚，又不能适当追求个人自由欲望的迷茫、扭曲和不成熟的形态，而这种种信任危机现象则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由扬弃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所引发的一种无根状态。

　　私欲的过分膨胀导致传统伦理秩序的恶化和变形，一方面是个人灵魂丧失和无处安放，就像保润的祖父，懊恼于灵魂的丢失，却始终无法找回丢失的“灵魂”。“灵魂”在这里不仅仅是装着祖先尸骨的手电筒，它有着更深刻的寓意，是传统美德和信仰的象征，也是个人道德底线的借指。小说多处暗示灵魂丢失的普遍化———刻薄、自私、势力的保润母亲形象，背离“贤妻良母”的传统道德要求，是“庸俗化、卑劣化”的小市民代表。它的生成是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灵魂裂变的必然结果，“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信任危机之下所掩藏着的空虚的烦恼，正是这种信仰缺失的现实”。伦理秩序的颠覆还表现为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个人欲望的张扬构成对社会规约的挑战。柳生的母亲深谙笼络人心的重要“哲学”———为袒护儿子，她私下贿赂仙女把罪证栽赃给保润，引发其十年牢狱之灾和家庭破裂;暴发户郑小姐依仗自己有钱，纵容弟弟在井亭医院胡作非为，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最终自食其果。

　　作品对自由与规约的异化，揭示出现代转型中的伦理悖论。个人对于自由的盲目追逐激发了欲望的肆意膨胀，金钱、权力渐渐取代传统道德，人性随之异化为欲望的承载物，社会普遍出现信任危机和“价值颠覆”的现代性恶变。马克斯·舍勒将这种现代性的特质概括为“怀疑、批判、否定”，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传统伦理观念的断裂与重生势必提上日程———“个体在‘去神秘化’和‘去道德化’的趋势中要么变得为所欲为，要么变得无所适从”。由此可见，建立正常稳定的社会伦理秩序以改变这种混乱失序的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新型伦理秩序的建立，一方面源于个人内在的反思与忏悔，即“耻感意识”———“处于自律而对过错所产生的一种耻辱感”。耻感意识是主体对善的否定性表达———通过激发个体内在的良知，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进而发表对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有效规训。另一方面暗示找寻失落文明的必要。年轻人各自走上悲惨结局，代表时代潮流的角色离去或者死亡，而一生坚持“寻魂”的祖父却依然显示旺盛的生命力。小说最后怒婴安静地依偎在祖父的怀里，这一老一少两个形象形成符号化的寓意。婴儿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与祖父找寻的“魂”暗相吻合，暗示作者对于找寻失落传统的期待。此外，个人的生活受到社会秩序的规约，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秩序的发展和蜕变。法律的权威受到不断的挑战，罪恶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和规约，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无序的深渊，呼唤着重建正常伦理秩序的必然性和紧要性。

　　作为小说家，苏童的眼光是犀利而敏锐的。《黄雀记》出了时代变革下人性的善与恶，以及伦理选择背后折射出的道德意识危机。以闹剧手法悲剧式题材，香椿树的荒诞故事揭示出世纪之交人性及生存的真实境况，这是现代语境下伦理悖论的必然结局。作品对转型视域下的精神困厄和伦理缺失的质疑、批判和揭露，在当下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