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熟未必能详。众所周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陈独秀为什么会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他是如何领导、推动这一运动的，则语焉不详;他的有些贡献被忽视，某些负面影响也被忽略。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一、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向纵深演进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二是全面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或几个重量级人物随便登高一呼的结果，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动的产物。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有识之士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学习西方、变革中国，先后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兴起。这三次社会变革运动，所要变革的，无论是器物还是制度，都是人创造的产物，而不是人本身。三次变革相继失败促使有志之士深刻反思。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年封建统治，应该说成功了，但是革命成果很快落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人之手，革命党再次成为被镇压的对象。当时，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没有什么好感，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很快，复辟帝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随之，尊孔读经等各种旧思想到处泛滥。辛亥革命失败了。事实昭示人们：仅有器物、制度等形而下的学习西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救中国，中国需要思想文化革新，要造就一代新国民。以造就新国民为志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背景下登场。

　　陈独秀较早意识到，中国缺少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缺少一代新人。他1914年就曾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又说，今日中国，“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有人提出打倒这个政府，以拯救中国。陈独秀说，这个主张不能说错，问题是：“国人志行不甚相远”，取而代之者“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也有人提出：“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陈独秀指出这个看法也不对，“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他提出：“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呼吁改造国民性，始于清末，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主张改造国民性，以为改良和革命之助。陈独秀与此不同，显然已把改造旧国民、培育新国民放在最突出地位，放在首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名《新青年》)，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依据内容变化以及社会影响等变化，新文化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1915年9月—1916年12月)。倡导新思想、新道德和科学精神。《青年杂志》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这篇文章实际是《青年杂志》的发刊词。陈独秀说，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青年是社会的新生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希望。但是，中国青年，身体如老年的有一半，思想如老年者有百分之九十，看外表他们是青年，一经接触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想上与陈腐朽败的老年人没有什么区别，在中国社会很难找到充满朝气、活活泼泼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中国日益败亡。他希望青年立即觉醒，从自己开始，自度度人，这样，中国才会产生一代新国民，中国才有明天。怎样才算是“新青年”呢?文章列出六条要求：

　　第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自主权，思想自由，人身自由，人格独立，绝不盲从别人，自己为自己做主，既没有奴役别人的权利，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奴隶的义务。

　　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不断进化，保守注定要遭淘汰。新青年必须积极向上，不能抱残守缺，即使国粹消亡，也要努力适应现实，使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欧美各国以崇高积极的人生，以勇于排除万难、不断前进为人生天职。中国往往把躲避现实、默默进入山野的隐退之人当作高人。这些所谓“高人”实际上是不关心社会和国家的不负责任的人。陈独秀主张，用积极的态度，与不合理的社会斗争，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要像哥伦布那样敢于冒险，大胆开拓，要像韩国志士安重根那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狙击日本罪魁。

　　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往来不绝，中国也早已被打开了大门，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一半取决于国内因素，一半取决于国际因素。即使是大国、强国也不能不看世界变化。中国更不可能关起大门，自说自话。因此，当代国民必须具备世界眼光、世界知识，必须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迎头赶上，否则死路一条。

　　第五，“实际的而非虚文的”。西方人非常务实，中国人总是务虚。中国今天的制度，人们的思想，来源周代、汉代。周礼都是虚文;汉代，尊重儒家和道家，而儒道两家所倡导的，没有一样不与现实背道而驰。中国如果不培植务实的风气，必然永远落后，社会永不得安宁。

　　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什么是科学?科学既包括经得起检验的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主观理性和客观存在不相矛盾，经得起实践验证。“想象的”就是既脱离客观实际，又抛弃主观理性，天马行空，胡说八道，欺世盗名，各种迷信思想、各种有假定而无实证的思想都是想象的产物。科学也是经过实证的先进生产方法。不知道科学，做不好自己的工作。欧洲以讲科学而兴旺发达，中国不懂科学，处处落后。不讲科学，就是蒙昧，是不进化之人。

　　陈独秀希望广大青年按这六条去努力，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

　　这一阶段，《青年杂志》重点是宣传新思想、新道德，也刊登有少量文学作品，如诗歌，发表更多的是翻译的文学作品，几乎每期都有。作者除陈独秀，还有高一涵、刘文典、李亦民以及吴稚晖、马君武、李大钊、杨昌济、胡适、陶履恭等，皖籍人士所占比例最大，陈独秀的文章最多。这一阶段，《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不大。

　　重要的初步发展时期(1917年1月—1919年4月)。进入1917年，《新青年》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新文化运动走上发展道路。

　　第一个变化，陈独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年初即到任，《新青年》老师部跟着到了北京。

　　第二个变化，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吴虞、朱经农、王星拱等十几位北大教授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作者队伍非常雄整，盛况空前。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还有校长蔡元培，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等。可以说，《新青年》已经立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上。

　　第三个变化，1918年成立由六位教授组成的《新青年》老师部，老师工作不再是陈独秀一人负责，而是由六人每人一期轮流老师。由一人老师变为多人轮流老师，有利于保持朝气，丰富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第四个变化，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新青年》内容大为丰富。自1917年起，白话文学和白话文成为《新青年》重点内容之一。此前，陈独秀也意识到文学对改造国民性有重要意义，对白话文，早年即很重视。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用白话宣传新思想，发行量在当时的白话报中排名第一。他也鼓吹过学校要用国语进行教育。但初期的《新青年》，对白话文、白话文学有所忽略。1916年冬，胡适从美国信给陈独秀，谈了对白话文学和白话文的看法，引起陈独秀重视。1917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自此，宣传白话文学和白话文成为《新青年》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久，《新青年》一马当先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标点，现身说法宣传白话文。从1917年起，先后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词，进行白话文学探索。1918年5月，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接着出了一期“易卜生专辑”，其中有用白话翻译的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国民之敌》等。鲁迅小说、易卜生主义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反响。

　　这一阶段，由于加进了白话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由较为单纯的思想运动进而成为包括思想运动在内的文化运动。如果没有白话文学及白话文运动，这场运动只可称之为新思想运动。高水平作者和老师的增加，使稿源大有改善，《新青年》成了群星璀璨的大舞台。北大客观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大大增加。

　　由高潮到终结(1918年底—1920年8月)。从1918年底开始，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促动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1920年9月，《新青年》转变为中共机关刊物，标志社会主义运动取代新文化运动。

　　首先，1918年冬，陈独秀等高度关注时事政治。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之时，陈独秀就说过：“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后来，《新青年》老师部同仁商定，只进行新的思想文化的长期传播，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从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入手，建设现代政治基础。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逐渐被中国人所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件大事对中国人有很大的触动。人们一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的关心。陈独秀等也是如此，为了能尽快表达对时政的看法，于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新青年》是月刊，《每周评论》是周刊，来得快一些。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此后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5月出版《劳动节纪念号》。这些丰富了《新青年》的内容，既是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表现，也是新文化运动将要变轨的预兆。

　　此前，社会各界对《新青年》不甚关注。1922年，鲁迅回忆道：“他们(指陈独秀等———引者)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寂寞了。” 419但不久就有了变化，1919年初，负责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决定翻印再版《新青年》1—5卷的消息，一经公布，再版刊物就被预订一空。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已有了可观发展，不仅自身队伍有明显发展，内容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引起社会注意。

　　其次，以教师为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延伸到学生。北大有一批学生明确支持新文化运动，成立一批社团，罗家伦、傅斯年等于1918年11月发起成立的《新潮》社，跟《新青年》最紧，支持最力。最重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推动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五四运动本为爱国主义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没有什么交集，可以说是两股道上的跑车，各走各的。但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有几位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北大又是五四运动策源地，因此北大成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很快和新文化运动合流，相得益彰，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运动主体的青年学生们，有些本来就拥护新文化运动，有些本来不支持新文化运动，如《国民》的领袖也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热切认同批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拥护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五四后，全国各地办起数以千百计的报刊，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用白话文猛烈抨击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压迫;批判专制制度和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诉说青年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追求个性解放，成为时尚。

　　新的刊物如潮水般涌来，北洋军阀和各方保守势力不得不暂时做出让步。新文化运动达到鼎盛，然而时间不太长，就进入尾声。

　　这一阶段，陈独秀个人际遇和思想有重要变化。由于陈独秀私生活不够检点，蔡元培迫于压力，1919年4月决定废除学长制，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但仍让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陈独秀得知消息后，决定辞职。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陈独秀思想越来越向左倾发展，越来越关切并参与社会运动，引起北洋政府关注。一些朋友劝陈独秀南下避祸。陈独秀表示，思想惨痛至极，极盼政府将我处死。6月2日文章说，科学研究室和监狱是世界文明发源地，这个地方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青年应该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秀的生活。当天，他与李大钊等合作了《北京市民宣言》，请胡适翻译成英文。宣言要求北洋政府对日外交持强硬方针，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等人职务，市民须有绝对言论自由权等。6月11日晚上，陈独秀等人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宣言》传单被捕。陈独秀被捕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关注。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被释放。陈独秀已成为受全国各界关注的政治领袖。

　　1920年初，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上海，《新青年》老师部也随他到了上海，由他一人负责老师。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在上海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将宣传新文化的杂志《新青年》变为中共机关刊物，专事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由新文化运动领袖变为工人运动领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家。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早于陈独秀。

　　同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另一重要领袖胡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19年5月，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来到中国，宣传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胡适是主要随同和翻译。胡适显然受了影响，1919年7月，文章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社会问题要一个一个具体解决，笼统地讲主义，谋求根本解决，实际上是偷懒，是空话。这篇文章表明，胡适也离开了原来只讲文化、不谈政治的宗旨。11月，他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再次鼓吹先研究社会切要问题，在此基础上介绍新的学理。对于旧文化，一方面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另一方面做整理工作。“新思潮”的目的说到底，就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都偏离原定方向，由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改革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8月，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阵地《新青年》由同仁刊物变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宗旨大变。

　　中国社会此时更为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改革运动，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革命思想，革命运动成为思想文化界和社会的最重要潮流。至此，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文化运动宣告结束。当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继续存在。

　　上述各阶段特点虽有不同，但陈独秀作为运动的旗手、灵魂则始终未变。

　　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内容的引导

　　陈独秀不但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也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作者。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之多之重要，无其他作者可与之相比。从1915年9月第1卷第1期到1920年5月第7卷第6期，《新青年》共出42期，仅有4期无陈独秀文章，其余每期都有陈独秀的文章，常常1期有2至3篇;并且每期第一篇文章大多出自陈独秀之手，对刊物内容起了统率和引导作用。概括言之，他的文章的核心就是科学与人权，贯穿新文化运动始终。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思想，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二是批判以三纲为核心的旧道德，提倡个人主义新道德;三是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四是否定旧文学和文言文，倡导新文学和国语。

　　关于陈独秀与前三个方面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这些研究充分肯定了他对前三个方面的贡献，兹不赘述。至于他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贡献则显然没有足够的研究。讲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运动，首功当归于胡适。清末兴起白话文运动，从民元至民五，国内白话文运动处于低潮，白话文学几乎没有人去研究。此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开始认真探讨白话文学和白话文。1916年底，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给陈独秀，得到陈独秀的肯定，很快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以后，胡适又了一批文章，宣传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暴得大名”，一时“陈胡”并称。然而胡适只能被称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运动的主将，主帅则是陈独秀。陈独秀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陈独秀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升华为革命文学运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实际上是一篇学术文章，观点有二，一是认为白话文的表现力优于文言文，二是认为白话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等是中国文学正宗。他提出“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用白话文好文章。

　　白话文是一种文体、工具，本身不具备思想，各种派别、各色人等都可以用。例如在晚清，改良派、传教士、义和团、革命党、立宪派都注意用白话文宣传自己的主张，乃至清朝官府间或也用白话告示晓谕百姓。白话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确有其文学价值，在文学史上应具有重要的一席位置，对于建设国语也有其作用。但是，它们在根本上未曾越出封建思想、封建纲常底线。就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而言，正如钱玄同所说：“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

　　陈独秀青年时期就知道白话文是宣传下层群众的利器，曾办过《安徽俗话报》，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对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极表赞同，认为有利于新文化运动。他也看到《文学改良刍议》的不足，了《文学革命论》，竖起“文学革命”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章指责旧文学，“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 289-290。又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此种文学，盖于吾阿谀夸张虚伪辽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又说：“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陈独秀就是把白话文学升华为“革命文学”，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学”就是用白话文出新鲜、立诚、平易、抒情、明了、通俗的国民文学。

　　陈独秀的主张得到胡适等人响应。胡适说，《文学革命论》有两点可注意：“(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92自此，白话文学运动沿着陈独秀指引的方向，和新思想、新伦理及科学思想等相伴前行。可以说，《文学改良刍议》奠定了胡适是这一场白话文学运动先锋的地位;《文学革命论》奠定了陈独秀是这场白话文学运动主帅的地位。

　　陈独秀对白话文运动的第二个贡献，是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周作人、鲁迅等一批专家、通人集聚到《新青年》老师部，鼓吹白话文，创作白话文学。这些人多数都曾师从一代名师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新青年》作者中，白话文学的队伍最为雄整。

　　第三，陈独秀对新文学的创作起了指引作

　　用。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胡适、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分别参与新文学建设，其中以鲁迅的小说影响最大。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意义主要不在于是用白话文所。白话小说古已有之，明代以来佳作迭现。这些作品自有其重要价值，但是，它们的思想倾向、价值观念最终未越出封建主义框框，不属于新文化范畴，对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最多只有间接作用，如国语建设，而不能用于教育青年，培育新思想、新道德。而《狂人日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仁义道德背后是“吃人”二字，呼吁“救救孩子”。《狂人日记》发表，标志“国民文学”问世，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此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风波》等小说。

　　鲁迅多次说过，他创作小说与陈独秀及其提倡“革命文学”有分不开的关系。他说：“我做小说，是开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又说自己的作品，“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在《呐喊》自序中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自认在新文化运动中仅为听从将令、摇旗呐喊的士卒。新文化运动阵营中，能被鲁迅尊为“前驱”“主将”的，除了陈独秀，绝无第二人。他对陈独秀充满敬意。在另一文中，鲁迅对陈独秀的作用说得更清楚：其时，目睹乱局而心灰意冷，置身于潮流之外，公事之余专心抄录古碑，《新青年》老师部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惺惺相惜，陈独秀对鲁迅极为欣赏，在给周作人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

　　在建设新文学中，胡适、周作人等也颇多建树。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其散文冠绝一时。胡适除了白话诗外，还和同志翻译易卜生的剧本，撰文推介易卜生主义。借剧中人物之口鼓吹个人独立，妇女不应当只做顺从者，应该争取做“人”，为此可出走家庭。易卜生主义在中国产生重大深远影响。争取独立，走出家庭，是“五四范”的重要特征。这些都是陈独秀“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产物。

　　胡适、鲁迅性格迥异，但都是一贯讲真话的，在学术上都力主实事求是。他们异口同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作用，足以说明陈独秀是“革命文学”当之无愧的旗手。

　　三、凭借人和、地利、天时，陈独秀领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成果辉煌，它由很多因素汇聚而成，是一批作者和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其核心人物和旗手是陈独秀，他具人和之长，又善用地利及得天时之利。

　　人和，主要表现为陈独秀善于识人，善于汇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例如，陈独秀原来不认识胡适，通过胡适信件和寄来的文章，看到他的才气，便毫不犹豫地把他作为同道，并把他引荐到北大任教授，甚至向北大校长推荐胡适接替自己任文科学长。1917年，胡适才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钱玄同在跟陈独秀通信中间讲到对白话文运动表示赞同，陈独秀立刻复信请他加盟。他对钱玄同有相当了解，知道钱玄同是文字学专家，这对于白话文运动非常重要。在陈独秀努力下，形成的《新青年》团队，集聚了一批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专家，其中李大钊、高一涵等是政治学家，鲁迅、周作人等以文学著名，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学有专长。1918年，由六人组成《新青年》老师部，轮流负责老师，各人负责一期，使每位老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新青年》内容更丰富。还要指出，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一批弟子在北大执教，除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外，还有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等，他们大部分都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教授还有陶孟和、王星拱、吴虞、陈大齐等。至1917年，这批教授除了吴虞年过四十，其余都在四十以下，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王星拱等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谓充满朝气的新锐。《新青年》团队成员高水平的学识，总是使他们能站到学术的前沿高地;他们的平民意识使他们总是能够站在道德高地，故所向披靡。陈独秀能把这样一批一流专家团结在自己周围，表明陈独秀有很强的亲和力和领导能力。陈独秀为人没有城府，坦诚，比较容易相交。鲁迅说过：“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陈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其时陈独秀无党无派，这一点很重要。当时活跃在社会的有革命派、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想改造中国社会，他们或者是争取权力，或者是破坏权力机构，都不是从文化入手。他们也注意宣传，竭力把本党本派的理念灌输给人们。既属党派，其理念必定是一家之言。只有陈独秀等把政治放在一边，以改造国民性为首要任务，不拘泥于某一派学说，而是要用近代国民所需的基本知识武装中国国民。无党无派有利于他最大限度集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利于规避政府压制。人们只看到民国政府允许《新青年》杂志发行，但是忽略了陈独秀等无党无派，而且在政治上未提出什么明确反政府的重要意见，因此北洋政府在五四前对它未加注意。

　　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地利。

　　自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协助蔡元培改革，《新青年》随之迁到北京，其所发重要文章几乎都出自北大教授之手。上自校长蔡元培，下至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生精英都支持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所以当时的报刊上面刊登责难新文化运化动的文章、消息时，总是要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名字前加上“北京大学教员”几个字，把他们和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认定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参议员张元奇要求教育部负责人，“请干涉北京大学之新潮运动”，说如果再听之任之，将到参议院提出弹劾案。反对派代表人物林纾信给蔡元培，责备北大，批评北大，也是把新文化运动和北大连在一起。北京大学居中国大学之首，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学校面貌一新，全国教育界更是唯北大马首是瞻。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借用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去壮大声势，但在客观上，外界总是把新文化运动和北大联系在一起，北大在无形中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发展。

　　五四运动更是新文化运动难得的一个天时。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本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但是历史使它们在时间上有了交集，1919年，既是新文化运动发展时期，又发生了五四运动，这样在时间上它们有了交集。北大在空间上使它们有了交集，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胡适这一批北大教授也投身五四运动中，于是两个运动领导人也有了相互交集。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骨干是青年学生，他们很容易接受新文化，于是五四运动很快和新文化运动合流，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也是这样，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又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获得井喷式的发展。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不是很大。1918年的暑假，北师大的一个学生回家乡，见到同学朋友就问他们对文学革新，对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白话文学有什么看法。他所问到的这些人都是一脸茫然，不知文学革新、白话文是个什么东西。由此就可以看出，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以外影响很小，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给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春风，各个地方的学生纷纷成立团体，办了无数小报纸和刊物，全部用白话，鼓吹反帝、反封建和爱国思想。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可以说是这一批小报纸中的佼佼者。一年以后，也就是1920年，各个日报也纷纷改了样子。原先日报的副刊都是登的社会八卦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小说、新诗和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势所趋，甚至连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纸也不能不找几个学生包办一个白话的附页来附庸风雅。新文化的传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反对的声浪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反对派已经溃不成军。新文化运动就是因为有五四运动，才形成不可阻遏的态势。

　　就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言，陈独秀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新文化运动的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改造中国国民性，是一项工程浩大、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中国太大，几亿人口，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任务绝对不是少数人可以发表的。陈独秀等对此明显认识不足，他们几个人以为凭几份杂志，经过二十年努力鼓吹，就可以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新人，然后再谋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将是水到渠成。这个在逻辑推理上是可以的。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社会的落后和复杂，他们的这一想法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脱离实际，五四前，对新文化运动，不说赞成的人不多，连反对的人也难找到，以至于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了一出双簧，自我炒作，吸引人们的眼球，但作用并不大，既没有多少响应者，又很少有人出来反对。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很可能真的如严复所说，如春鸟秋虫，自生自灭了，只有国语运动与教育改革相联系，并得到教育部、教育界人士比较多的关注，才可以实现。

　　其二，陈独秀个人色彩太浓。新文化运动的每一发展演变，都清楚地显示了陈独秀的身影，而他的每一进退、变化也都反映到《新青年》上。他在上海，老师部在上海，他到北京，老师部到北京;他离开北京，老师部随之离开。当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新青年》随之转变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因此，新文化运动比之近代其他社会运动，广度有限，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其社会影响极其有限。

　　当然，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有哪些目标没有实现，有哪些偏颇和不足，重要的是看他给社会带来了什么。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