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形势与策略: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

作者：admin时间：2019-03-25 02:58:10阅读：268来源：本站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道路选择，毛泽东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科学概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这两种革命之间又需要做好“衔接”和“过渡”，桥梁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是说，首先需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等到条件具备时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存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毋庸置疑，“我们党在建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虽然党和政府的正式决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续时间没有明文规定，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个主要领导人的设想大体是相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大约需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毛泽东对此的估计更为谨慎，他最初估计过渡时期是15年，后来又对党外人士说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然而，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经过短短三年的实践即告终止。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第一次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新中国迈上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征程。这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由原来设想的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变为从现在开始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由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由有节制地“广大发展资本主义”变为改造并逐步消灭资本主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学者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的不彻底性及毛泽东对当时的主要矛盾判断错误是导致其放弃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重要动因。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的最根本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关系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两方面缺乏深刻认识”。还有学者从俄国经验的影响方面进行原因探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因此坚信“既然俄国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
　　本文对学界的主流观点持保留意见。一方面，笔者对新民主主义本身具有理论缺陷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缺乏理性认识的观点不予赞同。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完全符合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路径。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尚处于摸索阶段，其理论深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这不能构成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的动因。换言之，如果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不足，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走上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道路。另一方面，就苏联模式的影响，笔者虽认为这是构成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他并非片面地照搬苏联经验，更多的是受苏联方面不能认同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现实压力”的影响。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国家战略的考虑，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并迅速开始向社会主义转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切入点是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旨在强调“提前”，亦即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所持续的时间仅为短短的三年，较之于先前所预想的二三十年可谓“提前放弃”。基于此，本文不做理论层面的原因探讨，而是将落脚点放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这个大背景下去探讨，尽可能地挖掘其现实原因。
　　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内经济、政治形势
　　的估计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了全国革命胜利后的方向，并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从经济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采取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从政治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直到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仍坚信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继续下去。之后不久，随着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日益成熟，毛泽东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为防止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毛泽东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主张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对土改之后农村发展形势的估计
　　195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相关原则和办法，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然而，毛泽东看到农村的发展形势存在着自发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趋势。他甚至认为，1952年土改发表后，是否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关涉未来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东北地区作为最早发表土地改革的一个地区，在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农民丰衣足食，农村发展得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东北的党组织和农村工作干部认识到，为防止自由竞争走向资本主义的路线，需要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中共山西省委提出应当把互助组提高为合作社以动摇私有制基础的意见，他们认为“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发生两种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毛泽东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同时对刘少奇、薄一波等坚决维护的“新民主主义秩序”表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必须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变革，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否则，“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二)对“五反”运动中暴露出的私营工商业问题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一些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而进行的违法活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虽说这一时期的任务只是打击和削弱资产阶级，而非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但这场运动却暴露出资本主义消极的一面。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对资产阶级警惕不够，导致他们在调整工商业中又猖狂起来。我们应当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打击其嚣张气焰。事实上，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表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这一时期，通过反思“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毛泽东更加坚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认为，如果继续保留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势必妨碍社会主义过渡任务的早日发表。因此，对资本主义逐渐地不再提“广大发展”了，而改为对资本主义既要利用又要限制，进而改造和消灭了。
　　(三)对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所占比例的估计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毛泽东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这主要是基于他对当时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的估计得出的结论。毛泽东认为，虽然新民主主义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但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给斯大林信阐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称“中国现在的工业总产值，国营企业已经占到67.3%，私人企业只占32.7%。……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90%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10%，到那时，少数资本家可能完全处在社会主义的包围之中”。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认为国营经济的大好前景同私营经济的萎缩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这说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不久，毛泽东逐步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并开始筹划社会主义改造事业。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过渡时期天天都在变动，天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际形势的估计及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张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等条件具备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9月，又转而主张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这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大背景及苏联方面施加的现实压力有着直接关系。一方面，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立，我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挤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包围、敌视的态度，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在客观上关闭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另一方面，我国视苏联为“老大哥”，苏联方面对中国道路的态度影响了中共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一直以来，斯大林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持怀疑态度。斯大林终止了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和“新经济政策”，从生产关系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斯大林对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方案不以为然，甚至提出批评。从政治上来讲，他认为全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而且“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反映了党内流行着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讲，苏联方面批评中共“给城市资产阶级自由过多”，“在农村有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因而“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而且中共领导并没有看到这种即将发生的危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以消灭资产阶级为斗争目标，中国既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当走苏联式的“正统”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提倡“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存富农经济”“允许雇工剥削的存在”等，都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他甚至担心毛泽东在效仿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路线，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铁托。
　　关于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一度谨慎地征求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意见。1952年8月，周恩来在访苏时向斯大林报送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中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但没有明确说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期，更没有在“一五”计划草案中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并流露出只愿意支持和援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建设。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前后，东欧一些国家直接由民主主义国家跨入社会主义国家，未经过任何类似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间道路”。
　　这也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因此，他慎重思考了苏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偏见及“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1952年9月，中共中央经讨论决定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刘少奇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向斯大林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意愿。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这一主张表示赞同，并敦促中国尽快向社会主义转变。从此，中国效仿苏联走过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提高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同时进行的新道路。可以说，当时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度反应是导致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的重要原因。
　　三、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策略意义的估计
　　毛泽东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强调“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久，毛泽东否定了自己的这一设想，主张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并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本身的过渡性质及策略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是必经的一个时期，但不能允许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长期存在下去，否则就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危险倾向。这也正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是否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分歧所在。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是一个过渡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落后国家也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遵循了这一规律，主张通过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主张尽快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久，1940年3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可以看出，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更强调其过渡性和短暂性，而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的、长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待，最终仍要走“苏联走过的路”。基于此，早在中央决定从1953年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了。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发表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是一种统战策略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考虑到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对比，只有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也只有团结各革命阶级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才能够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为进一步争取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地位打好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为统一战线的题中应有之意。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相继变化，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也相应发生变化。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不再提“节制资本主义”，而是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案)》上加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的策略意义进行了准确定位。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质做了界定，“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这表明毛泽东在酝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时已经预测到它可能存在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再等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国家工业化实现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尽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技术基础打好了，但如果那时资本主义因素占据了有利地位，再想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将是极其困难的。
应当指出，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国情出发，为巩固社会秩序、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提出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物质基础薄弱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不免会陷入“穷过渡”“人为过渡”和“超前过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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