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 世纪下半叶，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 美国社会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以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关心的集体行动问题(或者说是非市场决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肯尼斯·J.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经济学》、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相关理论。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奥尔森的以全新的视角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

　　1 集体行动的失败：个人理性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传统的集体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第一定律”指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发表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而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会自发增进那些共同利益,“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它们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与此截然相反，奥尔森的集团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认为除非用强制或者其他特殊手段，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主动自发地采取行动以实现集团利益。“理性是人类具有以推理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的行为是理性地适应于追求行为者的某个目的的行为。”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总会倾向于使用有效方法获得最大的效率，即在一定产出下投入最小或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多。基于这种个人理性的逻辑起点，集团成员不会“志愿”地为增值集体利益努力。

　　奥尔森首先将集团概念的内涵界定为享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团体，认为拥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成员会自愿地增进集团利益这种观点毫无根据。对于理性的成员而言，共同利益绝不是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条件，奥尔森断定，参与集体行动对理性的个人来讲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考量。原因在于：首先，集体利益不具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条件，它是非竞争、不可分和非排他的公共物品，只要成为集团中的一员，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免费或廉价地获得，同时任何集团成员对此类物品的使用、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成员，搭便车(free-riding)的困境就由此产生了。其次，对个体而言，当参与集体物品的边际成本的分担超出了其获得的边际收益，但是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分享增量收益，理性的个人必然选择鲸吞、分割集体利益，而不会自发、自利地去增进和创造集体利益。“所以，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因此，奥尔森得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集体行动无效的结论。

　　但是并不是所有集团都必然无法获得集体利益，这与集团规模有关。“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支配的，并且甚至当他们把关切扩展到自身以外时，也不会扩展的很远。”有别于传统集团理论，奥尔森指出，集团成员人数的多寡、集团规模的大小对集团成员的凝聚力和有效性是不尽相同的。他发现，在某些小集团(他根据规模将集团分为小集团和大集团)中，由于成员人数很少，每个成员消费集体物品所获得的收益总能高出其支付的成本，于是不需要采取任何奖惩措施集团成员就会自发、志愿地参与集体行动。亦或集体成员的收益“不对等”，即个别成员能够从集体行动中获得远高于其他成员的利益或该成员不参与集体行动的损失远超于其他成员，他会自觉自发地提供集体物品。然而，集团规模越大、人数越多，进行集体行动以增进集团利益所获得的收益的份额就越少，获得公共物品需要跨越的阻碍就越多。也就是说，集团规模是决定个体是否会自发、理性的参与集团行为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小集团，大集团的组织成本更高，其帕累托最优更加难以实现，因而大集团成员就愈发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奥尔森的研究主要关注大集团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归纳起来，有三个因素造成较大的集团“集体行动的失败”。第一，集团人数越多，每个成员增进集体利益后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参与集体的行动的报酬却越少;第二，集团规模越大，个体成员由于对集体物品的兴趣而自发提供该集体物品的情形就越发不可能出现，因为他所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他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为获得集体物品所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基于上述理由，集团越大离集体物品的最优供给就越远，理性个人追求效率的“天性”就成为了集体行动失败的缘由。

　　2 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选择性激励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沿着个人理性圯搭便车圯集体行动失败圯集体行动困境的逻辑进行论证， 明确批评了历史上集团理论的观点，认为由于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理性的集团成员更乐于坐享集体收益而试图极力避免承担责任，这种搭便车的行径最终导致了集体行动的无效， 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内涵可以概括为：首先，集体行动的逻辑驳斥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和社会学家们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会自发地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的理论误区，由于每个集团中的成员一般来说都是自利的理性人，而非为集体利益而无私献身的“傻瓜”;因此，他们会计算自己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使得集体物品的供给(其供给是集体利益实现的重要方面)并非传统集团理论想象的那样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挫折和不确定性。奥尔森关注的问题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或者说是“集体行动的失灵”，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集体不行动”才是符合人们的理性逻辑的，才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现象。其次，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是搭便车。在一个集团(奥尔森主要考察的是大集团)范围内，集体收益是公共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无论其是否付出了成本都能平均且共同地分享，个人贡献对集团整体或集团成员影响甚微，成员之间并不相互依赖。因而基于对其他人会提供集体物品的预期，集团成员不会为实现共同享有的利益而奋斗，最终促成了每个成员想搭便车坐享其成的结果。最后，要想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关键问题是摆脱集团成员“搭便车”行为的倾向。为了克服这个困境，奥尔森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将激发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欲望。选择性激励是驱使集体行动成功的核心机制，通过制度设计，让每个集团成员获得超出其支付成本的个人收益，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就迎刃而解了。

　　奥尔森没有直接给出选择性激励的具体定义，“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梳理其理论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选择性激励是针对集团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或者说是在集体中承担责任的能力大小，有区别地采取奖励或者惩罚的手段诱导其参与集体行动，最终达到动员整个集团成员共同提供集体物品从而推动更多集体利益实现的目的;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才能将积极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人与袖手旁观、坐收渔利的个人加以区分。美国社会学家赵鼎新将其简单表述为：“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的东西。”面对集体行动的失败，奥尔森开出的“选择性激励的解药”，其作用机制是：根据集团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地位和贡献，区别性地给予排他性的激励，使集团成员除享有公共物品外还能获得额外的私人利益，化解“集体不行动”的尴尬，实现个人收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容。选择性激励是将个人自利动机转化为促进公共利益的黏合剂。

　　从性质上讲，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积极(positive)激励和消极(negative)激励。积极激励是指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来激发集团成员志愿且踊跃地承担集体物品的成本推进集体利益的热情;消极激励则是通过各种惩罚手段来克服“搭便车”的现象。激励或惩罚的力度必须超过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否则无法动员潜在集团。从形式上看，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经济利益，包括奖金、工资等，也可以是非经济利益，例如声望、尊敬、友谊、信任等情感的。从类型上看，还可以分为货币激励、社会激励、心理激励和道德激励等。由上可见，奥尔森学术关注的结论是：普遍而且均质的集体利益无法激发集团成员参与集体行动的热情，解决缺乏内生动力的集体行为只有以选择性激励作为达成集体行动价值的实现路径，将个人的自利动机通过制度设计转换为推动集团共同利益实现的行动，最终促成个人利益诉求与集体利益增值的双赢。

　　3 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是受市场失灵等经济理论发展之下催生、在政府失控等政治学理论中不断成熟和逐步完善的。他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指摘了传统集团理论的漏洞，发现了集体行动的逻辑演进规律，创见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举措——选择性激励。他将选择性激励视作联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破解集体行为困境的利器，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在大集团的集体行动中如何克服搭便车的困境促进集团发展的理论。可以说，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著述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社会集团理论的奠基人。然而萌发于百病缠身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不可能摆脱其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最终也演变成了“奥尔森困境”。

　　首先，奥尔森仅从微观的市场失灵角度，来考察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集团行动缺乏效率的解决机制，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社会范畴。事实上，只有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理论基础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才能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弊端，寻找到行之有效的经济良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必然被超越，这是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必然的历史选择。其次，服从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理性行为选择理论，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这种方法论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理性人视为人性的唯一特征，抽象地谈论理性行动、孤立地研究如何加总个人偏好，而忽略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本质，提出的解决方案必然走向集体行动失败的逻辑死角。最后，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仅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市场中维系大集团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从何而来，如何确保选择性激励的资助与执行组织的集体行动?在奥尔森的理论中都没能进一步论证说明。解决不了集团成员搭便车行为，就克服不了集体行动的分利性、垄断性和低效性，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的毒瘤终归无法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