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重构“大航海时代”的世界
作者：admin时间：2019-03-25 02:54:21阅读：225来源：本站
“大航海时代”是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随着一艘艘西欧帆船扬帆驶向世界各地，旧时代的大幕徐徐落下，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渐渐展现。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到那些船上的水手，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即将开启新时代的使者，并不是文质彬彬的圣徒，而是一群满怀贪婪和欲望的恶棍。
西元15世纪到17世纪的历史精彩得有些吊诡。曾经分隔的世界在这个时代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曾经弱小的西欧在这个时代异军突起，而曾经强大的中国和东亚则在这个时代走向了衰落。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何以至此?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知名历史学家李伯重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给出回答。李伯重认为要理解“大航海时代”留给人们的一连串谜题，关键还是要回到那些乘风出海的人身上。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他们诉诸了两股力量——以账簿为象征的全球贸易和以火枪为象征的军事技术，而这两股力量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前者通过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对前现代世界的信息流动、知识传播和商品流动进行了重塑，进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形势，甚至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后者则通过影响暴力输出方式、军队构成形式，进而重构了各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力量对比。与欧美学者所著的同类著作不同，《火枪与账簿》一书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和东亚，这让我们有机会读到不少足以颠覆以往认知的史实。我们通常认为在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同时，中国是闭关锁国的，而中国周边的诸国则对这个中央帝国表示出无比的友好顺服。对此，李伯重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同一时代，“火枪和账簿”的逻辑不仅影响了西欧，也同样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在中国，同样诞生了一批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抛弃父母之邦的“国际人”。无论是成为倭寇头目的汪直，还是周旋于中国、日本、荷兰之间的郑芝龙，都是这种“国际人”的代表。而在国家层面，利益的作用则表现得更为直接。曾经尊奉、仰慕天朝的缅甸、日本和安南，在火器的武装下，也成为了帝国的敌人。
“火枪和账簿”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了国际标准，这让当时统治中国的明朝危机四伏。一方面，虽然在表面上，中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维持着朝贡体系，但这种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遭到东来的欧洲殖民者的冲击。另一方面，日本、满洲、蒙古、缅甸和越南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也开始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不断攀升，从而对明帝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怎样应对这些挑战，就成了帝国统治者必须回应的课题。但令人扼腕的是，明王朝最终也没能成功抓住历史的机遇，通过完美的转型来应对“火枪和账簿”带来的挑战。相反，它在一连串危机的冲击下轰然倒塌，继之而起的清王朝又用旧秩序重新为帝国找到了平衡，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重新开启近代化的进程。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像西欧那样抓住机遇、发表转型呢?李伯重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他指出，能在“火枪和账簿”的冲击下发表转变的只是少数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没能利用危机实现涅槃。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曾经说道：“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用恩格斯的这段评论来诠释《火枪与账簿》一书所介绍的历史，是很有启发性的。在古代，对宗教的信仰、对君主的忠诚就是秩序，就是善，正是这种秩序和善支撑起了整个前现代社会，因此要实现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首先对这套旧秩序进行变革。这一切，正是通过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变革来实现的，而其背后的驱动力则是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火枪与账簿”所蕴含的“恶”确实沾着血和肮脏，但其中同样蕴含着现代文明的因子。
尽管《火枪与账簿》只是一部由演讲集整理而成的小书，但史料翔实充分，论述逻辑严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当然，尽管如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仍有可商榷之处。例如，作者特别强调了军事技术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考察是什么在背后推动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严格地说，军事技术的发展至多只是解释西欧和东亚力量此消彼长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变量，如果没有找到最初的自变量，那么它的解释力是有所欠缺的。再如，作者将明王朝没有成功利用危机发表转型纯粹归结为偶然，这点似乎过于草率。事实上，明王朝本身的社会结构、思想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难以对外界冲击做出有效变革。
西元15世纪到17世纪的历史精彩得有些吊诡。曾经分隔的世界在这个时代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曾经弱小的西欧在这个时代异军突起，而曾经强大的中国和东亚则在这个时代走向了衰落。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何以至此?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知名历史学家李伯重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给出回答。李伯重认为要理解“大航海时代”留给人们的一连串谜题，关键还是要回到那些乘风出海的人身上。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他们诉诸了两股力量——以账簿为象征的全球贸易和以火枪为象征的军事技术，而这两股力量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前者通过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对前现代世界的信息流动、知识传播和商品流动进行了重塑，进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形势，甚至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后者则通过影响暴力输出方式、军队构成形式，进而重构了各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力量对比。与欧美学者所著的同类著作不同，《火枪与账簿》一书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和东亚，这让我们有机会读到不少足以颠覆以往认知的史实。我们通常认为在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同时，中国是闭关锁国的，而中国周边的诸国则对这个中央帝国表示出无比的友好顺服。对此，李伯重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同一时代，“火枪和账簿”的逻辑不仅影响了西欧，也同样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在中国，同样诞生了一批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抛弃父母之邦的“国际人”。无论是成为倭寇头目的汪直，还是周旋于中国、日本、荷兰之间的郑芝龙，都是这种“国际人”的代表。而在国家层面，利益的作用则表现得更为直接。曾经尊奉、仰慕天朝的缅甸、日本和安南，在火器的武装下，也成为了帝国的敌人。
“火枪和账簿”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了国际标准，这让当时统治中国的明朝危机四伏。一方面，虽然在表面上，中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维持着朝贡体系，但这种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遭到东来的欧洲殖民者的冲击。另一方面，日本、满洲、蒙古、缅甸和越南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也开始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不断攀升，从而对明帝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怎样应对这些挑战，就成了帝国统治者必须回应的课题。但令人扼腕的是，明王朝最终也没能成功抓住历史的机遇，通过完美的转型来应对“火枪和账簿”带来的挑战。相反，它在一连串危机的冲击下轰然倒塌，继之而起的清王朝又用旧秩序重新为帝国找到了平衡，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重新开启近代化的进程。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像西欧那样抓住机遇、发表转型呢?李伯重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他指出，能在“火枪和账簿”的冲击下发表转变的只是少数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没能利用危机实现涅槃。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曾经说道：“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用恩格斯的这段评论来诠释《火枪与账簿》一书所介绍的历史，是很有启发性的。在古代，对宗教的信仰、对君主的忠诚就是秩序，就是善，正是这种秩序和善支撑起了整个前现代社会，因此要实现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首先对这套旧秩序进行变革。这一切，正是通过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变革来实现的，而其背后的驱动力则是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火枪与账簿”所蕴含的“恶”确实沾着血和肮脏，但其中同样蕴含着现代文明的因子。
尽管《火枪与账簿》只是一部由演讲集整理而成的小书，但史料翔实充分，论述逻辑严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当然，尽管如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仍有可商榷之处。例如，作者特别强调了军事技术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考察是什么在背后推动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严格地说，军事技术的发展至多只是解释西欧和东亚力量此消彼长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变量，如果没有找到最初的自变量，那么它的解释力是有所欠缺的。再如，作者将明王朝没有成功利用危机发表转型纯粹归结为偶然，这点似乎过于草率。事实上，明王朝本身的社会结构、思想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难以对外界冲击做出有效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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